1937年10月，斯诺撰写的《红星照耀中国》这样一本全面报道中共、红军和苏区专著的英文本首先由伦敦维克多·戈兰茨公司出版，一个月内销售了5版。1938年1月，美国兰登书屋发行出版了《红星照耀中国》的美国版，连印数次。

　　1938年2月，上海复社翻译出版中译本时，由于当时抗日战争已经开始，考虑到统一战线等情况，书名改为《西行漫记》。中译本出版后，在中国同样产生巨大的反响，成千上万个中国青年因为读了《西行漫记》，纷纷走上革命道路。该书先后被译成20多种文字，几乎传遍了全世界。斯诺的书在新中国成立后再版时才提到黄华与马海德的参与。这时，经组织批准，黄华已不再使用“王汝梅”的名字，乔治·海德姆也按宁夏人的大姓改姓马名海德了。

　　20世纪70年代，斯诺作为第一个西方记者来看“文革”中的中国。当年，他对中国怀着深厚的友情，一直关心中国发生的一切。西方传媒关于中国“文革”的报道使他迷惑、忧虑，他想亲自到中国来看一看。他写信给在中国的老朋友，甚至写信给毛泽东，询问访华的可能性。

　　1970年6月，中央决定以毛泽东主席的名义邀请斯诺夫妇访华。周恩来通知黄华回北京参加接待工作。8月中旬，斯诺夫妇到北京，黄华曾陪同斯诺夫妇在北京和外地参观、访问。10月1日，黄华陪斯诺夫妇上天安门城楼，观看国庆游行，并与毛泽东做了一些交谈。

　　这年12月7日，周恩来给黄华写信，要黄华向他报告斯诺夫妇访华的具体情况，访问了什么地方、工厂、学校，接触了什么人，还有多长时间留在北京，以便主席考虑何时见斯诺并同他谈些什么问题。总理特别提醒黄华，在报告中不要建议林彪、江青见斯诺。黄华起初不解其意，后来终于明白。须知彼时正是庐山会议之后，斗争正处于相持阶段，周恩来深知斯诺报道的巨大影响力，不能让斯诺被林、江利用，但此中深意又不能明说，只能用写信的办法。

　　在上海，出面接待的是上海革委会负责人徐景贤，徐津津乐道地叙述“文革”在上海发动的经过，介绍造反派夺权的“安亭事件”，讲批斗老干部的情况，说那些老家伙根本就不触及灵魂。斯诺对徐景贤说：“没有老干部就没有你的今天。”并忽地站起来说：“我们要老革命触及灵魂，可他们的灵魂是干净的！”讲完就告辞。黄华还从来没有见过斯诺这样生气。

　　1971年2月，斯诺结束这次长达半年的对中国的访问，回到瑞士。他的访华报道，最重要的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同他的谈话，先后在意大利的《时代》杂志、美国的《生活》杂志等报刊上发表。4月间，美国白宫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尼克松总统已经注意到斯诺文章传达的信息，他希望有一天能访问中国。

　　1972年2月初，黄华作为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正在亚的斯亚贝巴出席安全理事会会议，接到北京的特急电报，说斯诺因胰腺癌病危，周总理要他赶往瑞士去看望斯诺，代毛主席和周总理本人向斯诺问候。此时，北京日坛医院为斯诺准备好了病房，去瑞士迎接斯诺的6人医疗小组由马海德率领，已抵达斯诺家。

　　黄华赶到斯诺家，斯诺刚从前几天的昏迷中清醒过来，马海德对斯诺说：“你看谁来了？是黄华！”斯诺立即睁大眼睛，脸上出现极兴奋的笑容。斯诺伸出瘦骨嶙峋的双手紧握住黄华和马海德的手，用尽全身的气力说：“啊！咱们3个‘赤匪’又凑到一起来了。”原来，1936年他们3人一起在保安时，斯诺常把反动派咒骂红军为“赤匪”当作笑料。

　　黄华在斯诺家看望他两天，同斯诺的儿女谈了很久，讲述他们的父亲如何同情中国人民在旧社会遭受的苦难，如何不畏艰险去偏远的中国西北探访和了解中国的革命道路，向全世界传播了中国的革命伟业。

　　这年2月15日，斯诺在日内瓦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