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东曹宅潘村张氏大宗祠。

　　浙江在线8月19日讯 现在的人们对传统宗祠并不陌生，它就散落在大小乡村，或多或少交织在人们的生活中。传统宗祠如今大多成为一个村的文化娱乐活动中心，其功能已发生很大变化，但近年来随着续修宗谱、重建(修)宗祠、开展联宗活动等热潮，一些地方的宗族祭祀活动仍然兴旺，而其繁杂的程序仪式及相关知识，已离人们越来越远。

　　由金华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邵建东所著的《浙中地区传统宗祠研究》一书，虽然有点学术性，但由于很贴近我们的生活与社会，给我们了解身边传统宗祠一个很好的机会与视角。值得一提的是，该书入选“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文库，而文化研究工程是我省文化建设“八项工程”之一。

　　传统宗祠的基本知识

　　宗祠———中国宗法制遗留的产物，是中国传统社会中很独特的，并具有广泛影响的社会文化形态。中国的祠堂，是祭祀神仙、祖先或先贤的庙堂，主要可分为神祠、先贤祠、宗祠三种。宗祠是一种最普遍的祠堂形式，被视为家庭的象征，是族权与神权交织的中心。宗祠有大宗祠、统宗祠、宗祠、房祠、支祠、家祠等(前两种即民间所说的大祠堂，后三种即小祠堂)，有时直接称为祠堂或家庙。

　　宗祠具有多种功能，一切有关宗族的重要事务都可能在宗祠里处理。首先，宗祠最基本的功能是祭祖；其次，决议族内重大事务；第三，编撰宗谱；第四，制定和执行祠规或族规；第五，作为宗族“生聚教训”的场所；第六，是宗族的活动中心和社交场所。著名人类学家林耀华认为，宗祠是宗族中宗教的、社会的、政治的和经济的中心，也是整族整乡的“集合表象”。

　　大多数宗祠都有堂号，堂号是宗族和宗祠的标志。每个宗祠堂号都有非常深刻的含意，其取名依据和用意可分为如下四种类型：一是以宗族的发源地名作堂号，如刘氏的“中山堂”、“彭城堂”，王氏的“太原堂”、“琅邪堂”，李氏的“陇西堂”等；二是以宗族典故作堂号，如王氏“三槐堂”、吴氏“三让堂”、赵氏“半部堂”等；三是以道德伦理作堂号，如“敦伦堂”、“世德堂”、“崇本堂”等；四是以祖先名号作为堂号，如“伏波堂”、“香山堂”、“屏山堂”等。

　　传统宗祠广泛分布于全国各地，但分布很不均匀。北方大部分地区(除山西)因久经战乱，宗族关系遭到很大破坏，农村大多为杂姓聚落，一般只有很小的宗祠，甚至没有宗祠。南方地区(除四川)则宗族组织较为发达，湖北、湖南、广东、福建、浙江、安徽、江西等地，都曾经建立较多的宗祠。

　　浙中宗祠的发展脉络

　　浙中地区乡村同样保存了大量传统宗祠，从该书的附录“浙中地区传统宗祠相关资料”中，可知历史上浙中共有过1182个宗祠，明以前57座，明朝205座，清朝822座，民国98座，遭毁坏270座，现存912座。各县市中，兰溪、市区(包括金东、婺城)、永康、浦江相对较多，分别为249、218、199和144座，现存最多的是永康168座，兰溪162座，市区和浦江各130座。看得出，市区和兰溪的毁坏数量是最多的。

　　据现在资料记载，浙中地区的宗祠建筑最早出现在唐朝贞观年间。646年，洋川贾氏第九世谅(贞观进士，官御史)，回义乌佛堂镇梅林村探亲祭祖时，建贾大宗祠于双林寺大殿右角。这一方面不需要花费巨资和土地，为家庭准备了一个合族祭祀的场所，又迎合了政府鼓励官僚士大夫建立祠堂的政策，另一方面还可以借助双林寺的名声达到光宗耀祖的目的。严格而论，这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宗祠，主要还是一个祭祀的场所，而且没有独立的建筑。

　　两宋时期，浙中一些村落的宗族开始营造祠堂，但还不广泛，宗祠建筑也比较简单。这一时期开始建造的祠堂至少有40多座，其中金华、浦江最多，各11座，兰溪6座。

　　元代，宗族的政治地位明显降低，但社会作用反而增强。汉族士大夫由于仕途不畅，经济实力大增，把较多精力投入宗族建设。如永康人吕文燧及其祖父设立义田，供给族人伙食，兴办义塾，教育族中子弟。有些宗族还被官府表彰为义门，浙中影响最大的就是浦江郑宅的郑氏家族。这一时期浙中宗祠建造事件并不多，仅11例，这可能与元代新兴的家庭不多有关。

　　明代浙中地区的宗祠建造全面兴起，因为此时的浙中经济社会发达，一些姓氏大族已经有人力、财力建筑规模较大的宗祠；朱元璋、宋濂、刘伯温等人在浙中的广泛活动以及后来的影响，更是极大地促进了浙中地区宗祠的全面发展。朱元璋亲赐郑宅宗祠为“江南第一家”，武义俞源俞氏宗祠和金东曹宅潘村张氏大宗祠等，都在明初建成，颇有影响。浙中地区明代建有205个宗祠，兰溪就占了70个，这与当时兰溪交通便利、经济发展较好、宗族组织发达的社会背景密切相关。

　　清代浙中宗祠建造达到鼎盛，新建宗祠822座。清朝政府实行传统的“以孝治天下”的方针，提倡建家庙，有条件地支持宗族对族人的治理，以期实现“尊祖敬宗收族”，实行自我管理。聚族而居的家族建立礼堂祭祖，已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浙中地区绝大部分的宗族，到清代都已经建造了宗祠，共有1000多个，平均五个村庄建有一个宗祠。

　　浙中传统宗祠到了近代，有较明显的变迁。民国时期，宗族受“五四”新思想新文化的强烈冲击、批判与打击，然传统根深蒂固，这一时期还是建造了近百个祠堂，但规模都不大，用材简单；还有许多有识之士利用宗祠建立新式学校。之后，又有很多宗祠毁于战火，新中国成立后的近30年中，社会运动频繁，像土地改革和“文革”等，无不进一步冲击了乡村的宗族组织。

　　改革开放后，浙中地区不少宗祠或破烂被拆，或倒毁自生自灭，而许多经济条件较好的村落，则千方百计动员各种力量修复或重建宗祠。总体而言，现存的宗祠不再只是某一个宗族的宗祠，而是作为村落的一个公共生活空间，并赋予了一些现代功能。

　　传统宗祠的地域特征与悄然转身

　　浙中传统宗祠有以下七个地域特征：一、建造时间早、数量多，江南地区的宗祠建造，具体到更小范围的府或州，则婺州和徽州尤其突出。二、多个姓氏宗祠在同一个村落并存的现象较为突出。江南地区大部分聚族而居的村落都是单姓的，具有明显的排他性。而浙中有20多个村落多个姓氏宗祠并存的现象。三、合族祠少。四、朴素简洁不张扬。五、宗族戏台比较普遍。六、建造因地制宜。七、石材使用情况较多。

　　浙中地区的传统宗祠不仅仅只是家族祭祀的场所，它的历史演变与乡村社会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反映了区域经济、社会、文化、伦理道德、社会组织等地域特色。近年来，浙中地区的传统宗祠在政府的支持下，陆续得到开发性修复和保护，不仅传承了优秀传统文化，还把文物保护、地域文化的收藏与陈列、旅游观光、教育与文艺娱乐等有机结合起来，在新农村建设中发挥一定的作用。

　　本书共416页，但正文部分仅占一半，其他的都是附录的表格、资料与参考文献。比如，书中分县市罗列了浙中地区主要宗祠，光这个一览表就有132页之多，详细而完备地介绍了这些宗祠的来龙去脉、存续损毁等，可见这项研究之细致、烦琐。

　　来源：金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