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09月05日讯 当今，文学创作在整个社会生活中越来越边缘化。受社会浮躁心态和商业化大潮的影响，一些作家忘记了本应担当的社会责任，而把创作视为一种文字游戏，或者是谋取名利的手段，这是文学的悲哀。这一状况已受到文学界的关注和读者的批评。近读开化公安作家孙红旗创作的长篇新作《死亡证明》，笔者深切感悟到：作家要写好作品，其社会责任感至关重要，作家应当是社会良心的代表。

　　小说讲的是一对日本母女的故事：在北京留学的日本女孩慧质子接到父亲的电报，说舅公想见她最后一面。她匆匆赶回北海道，听了舅公临死前所讲的关于他当年在731细菌部队的可怕经历，同时还知道三年前母亲美玑子不是死于车祸，而是死于一场阴谋。慧质子在母亲日记中得知，作为大学教授的美玑子，生前曾为弄清日本731部队发动细菌战争的真相作过深入调查，掌握了大量的731细菌部队的真相，并写出了许多揭露当年日本军国主义罪恶行为和日本右翼势力掩盖历史的文章，触及了日本右翼势力的神经，于是遭到跟踪、威胁和恐吓，最后不明不白地死于“车祸”。慧质子从调查母亲的死因入手，不畏艰险，紧紧咬住731部队的罪行，往返于日本和中国进行调查，最后将这些骇人听闻的罪行材料公之于众，而她自己却在做完这些事之后，踪迹全无，消失在人群中，给小说留下了悬念。

　　这部小说的创作有特定的时代背景。上世纪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在诸多罪行中，如南京大屠杀、从军慰安妇、中国劳工案等，在历史文献、文学作品和影视剧中都有了相当充分的揭露，惟独731细菌部队制造和使用细菌武器，用活人进行细菌实验残害中国人民的史实，是日本右翼分子和日本政府试图极力掩盖的。但是，历史不容遮蔽和涂抹。据史料记载：仅仅被当作活体进行试验惨遭杀害的中国人就有3000人之多，而遭受细菌武器侵害而死亡或伤残的更是不计其数。这是人类的悲剧，更是中国人民心头永久的痛。

　　衢州是当年731部队细菌战的重灾区，许多平民百姓遭受非人道战争的疾苦，千千万万衢州人含冤死去。提起当年的细菌战，衢州人的后代仍然愤怒难平。

　　孙红旗作为一名衢州作家，深感维护历史的真实性是作家的天职，他创作这部小说，用铁一般的历史事实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呐喊：历史不容掩盖！小说对妄图否认历史的日本右翼势力是一个有力的回击。该小说最大的特色是充分占有史料和巧妙运用史料

　　中国作协主席、著名作家铁凝认为，作家应是社会良心的代表。不久前，她在回答记者关于作家社会责任感的问题时说：“文学可能并不承担审判人类的义务，也不具备指点江山的威力，它却始终承载理解世界和人类的责任，对人类精神的深层关怀……我清楚地知道，持守这样的写作信念的人已经不多，但他们在任何时候都值得我们敬仰。”孙红旗创作这部小说，正是“承载理解世界和人类的责任”，对人类精神充满“深层关怀”，体现了作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这部小说在“第二届中国法制文学原创作品大赛”中获奖，在艺术上亦有其独到之处。故事情节引人入胜，人物形象鲜明生动。但笔者以为，这部小说最大的艺术特色就是充分占有史料和巧妙运用史料，将历史资料和小说故事融为一体，使史料变成小说的有机组成部分。读者不难发现，小说中所搜集的历史资料面广量大：有地方志书，当年的媒体报道，历史档案，当年卫生部门疫情报告和报表，应急成立的防疫组织文件及人员名单，当年国民政府的相关文件，还有日本老兵回忆录，日本战犯接受审判的庭审记录，以及日本学者撰写的关于731细菌部队的书籍等等，所有这些资料以详尽的史实记载了当年日本731细菌部队的罪行，成了日本军国主义残害中国人民的铁证。

　　但史料毕竟是史料，不是小说，要使“死”的史料变成小说中“活”的成分并非易事。作者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没有将这些史料做机械的拼凑或人为的组合，而是别具匠心地根据小说情节发展的需要将历史资料逐一展开，并且运用多种形式来表述，如巧妙地用作品主人翁的“日记”及侵华老兵的“回忆”等形式将史实“揉进”小说，使史料成为小说的骨肉，增强了作品的可读性。

　　小说用史实为依据，对日本右翼势力作出了有力回击，从而成为一部反映日本侵华史的力作。同时，这部作品对我国公民特别是青少年认识历史、激发爱国热情，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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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红旗

　　江苏沛县人。上世纪70年代参加工作，做过农民当过兵，后来一直在开化县公安局当警察。1986开始文学创作，至今发表、出版长篇小说4部，中篇小说60余部及中篇小说集、长篇报告文学、短篇小说、杂文、文学评论等，共300多万字。长篇小说《生死裂变》、中篇小说《山乡警察》、《风起滴水弄》分别获得第七届、第三届、第十届“金盾文学奖”。《风起滴水弄》被收入《公安文学60年作品精选》一书。现为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衢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死亡证明》于2011年3月由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出版。

　　来源：衢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