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德里、迪拜或国内某城市的大街上，听到浙江话并不奇怪；在有的浙江人家庭，你见到的欧元可能比人民币还要多。”年近70岁的金华民营企业家楼丁新说。早年到内地闯荡的楼丁新回家乡后，他30多岁的儿子楼丹拿过“接力棒”，在山西省办企业，口音中都带着地道的山西味儿。

　　因资源匮乏一度背井离乡的浙江人，现在已在流入地实现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多个层面的融合。据浙江省委政研室调查，省外浙江人在当地担任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超过千人。重庆浙商郭向东、江西浙商陈志胜被当地推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宁夏浙商朱奕龙等被推选为全国政协委员。由于对当地贡献突出，106名省外浙江人荣获“五一”劳动奖章，772人获当地优秀企业家称号。

　　“早年浙江人靠扒火车、睡地板闯天下，是一种天生资源禀赋缺失下求生存的无奈；现在走出去则是产业、资本甚至活力的‘溢出效应’。”浙商开放创新发展研究院院长程惠芳认为，浙商在走出去中，延伸了产业链，推动本土产业的梯度转移，更让死的资本活起来，促进了资源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无论是国家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等重大战略的实施，还是入世之后的加快走出去，浙商都有活力四射的表现。

　　《宋史·地理志》概括浙江人文化气质为“善进取，急图利，而奇技之巧出焉”，被今天的浙江人用“一有阳光就灿烂、一遇雨露就发芽”的行为方式所印证。从上世纪80年代“做别人不愿做的事”，90年代“做别人不敢做的事”，到本世纪以吉利集团、阿里巴巴为代表的“做别人做不了的事”，这种活力与创新的文化基因，在“三个浙江”的版图上一样精彩。

　　对今天的浙商来说，创新发展已取代早年的一般性创业模式。一批有实力的浙商开始创建科研基地，进军高新技术产业。吉利汽车融资10亿元，兴办起有万名学生的北京吉利大学。内蒙古浙商投资20亿元开办高科技公司，研究蓖麻籽深度加工综合利用开发。

　　浙商是浙江的“金名片”，其托起的“三个浙江”造就了所有资源要素中最宝贵、最稀缺、最活跃、最高效的创业者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