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们合影

　　10月29日，是个普通的周六。清晨6点，天还没大亮，秋雨连绵。陈国泉从勾庄家里出发，骑上电瓶车，带着妻子，准备去浙江大学玉泉校区邵逸夫科学馆，参加一场聚会。

　　陈国泉，1964年毕业于浙江大学核物理专业，毕业后，来到北京，在邓稼先等科学家的带领下，曾秘密参加原子弹和氢弹等核武器的研制。

　　聚会约在上午9点半开始，可陈国泉提早3个半小时就出门了。

　　如果现在不聚

　　恐怕越来越多的人，以后见不到了

　　7点一刻，陈国泉骑着电瓶车，和妻子到达浙江大学玉泉校区邵逸夫科学馆。

　　他说，“今天这个聚会很难得——是我们二九(浙江)联谊会。‘二’指第二机械工业部，‘九’指第九研究院，即核武器研究院，就是现在的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今天来参加聚会的老同志，都是曾在‘二九’扎根奋斗过的浙江人，这是我们回到杭州后的第一次聚会。”

　　这次聚会的组织者之一邓建国已等在会场，会场正上方挂起一条红色条幅——“二九(浙江)联谊会”。

　　邓建国，1939年出生，他穿着一件深蓝色夹克衫，夹克衫上别着一枚银白色的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纪念章，“比起今天来的老同志，我的年纪不算大，我对科学作的贡献也不如他们多，我唯一一个心愿，就是希望大家能再多见上几面。”

　　为了这次聚会，邓建国已经准备了三四年，“如果现在不聚，恐怕越来越多的人，以后见不到了。”

　　邓建国穿着运动鞋，在会场说得最多的一个字就是，“快！”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大家都很盼着聚聚，有的老同志身体不好，担心迟到，昨天已来过会场，算了一下从家里到玉泉校区的时间，又算了一下从浙大门口走到邵逸夫科学馆的时间，看看总共多少时间，就担心今早迟到。”

　　俞雷、施莜(音‘由’)文夫妇也很早赶到会场，施莜文有一本1995年版的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221厂通讯录，通讯录上有14位故乡在杭州的同事。

　　施莜文说，“老邓让我通知221厂，我按着通讯录一个一个电话打过去，打了3个，2个已经不在了，还有1个重病在床，打到第4个，真的不敢再打下去。”

　　老同志潸然泪下

　　上午9点半，聚会正式开始，邓建国拿着麦克风说了一句，“好了，同志们，我们现在开始开会。”瞬间，会场中安静得只听得到麦克风的回声。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老干部局局长刘健，受院领导委托，专门来参加这次聚会。

　　刘健说，“正是一代又一代中物院人的艰苦奋斗，成就了我院事业的辉煌。曾经在草原、戈壁、山沟里的火热战斗岁月，值得回首纪念。”

　　听到此处，有的老同志禁不住闭上双眼，潸然泪下。

　　邓建国在会上宣读《二九(浙江)联谊会章程》，“联谊会”的宗旨：联络感情、增进友谊；沟通信息，为“二九”和社会提供信息和技术服务。

　　中国科学院院士、浙江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唐孝威被选为二九(浙江)联谊会名誉会长。

　　我们学这个专业

　　最后的最后，是为了世上没有核弹

　　俞雷和姚炳铃一直并肩坐在一起，他俩是大学同学，1959年，共同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又称“哈军工”)。

　　俞雷，1940年生，浙江嵊州人。“高中毕业时，如按照自己意愿，我想去清华大学学建筑，可我的高中校长说，我是第一名，要去哈军工，要为国家作贡献。”

　　同一年，从菱湖中学毕业的姚炳铃也被保送去哈军工，“我那年是菱湖的高考状元，可以去浙大，但老校长说，去哈军工不收学费，每年还给买车票回家，当时家里非常困难，就去了哈军工。”

　　坐了两天两夜的火车后，俞雷和姚炳铃来到哈尔滨。

　　俞雷和姚炳铃都在原子工程系自动控制专业学习。俞雷说，“从开始上课，我们就知道，以后是要做原子弹的，课程很忙，每天晚上9点下课。虽然是大学，可也像部队一样，如果上街，要提前请假。学得越久，我越觉得，我们学这个专业，最后的最后，是为了这个世界上没有核弹。”

　　参加过11次核引爆试验

　　俞雷，曾参加过11次核引爆试验。

　　“在221厂，我和我老伴都在核试验研究梯队，她负责电源，我负责电子控制。每次试验都有危险，单位有个规定，不能两人一起去，因为家里还有3个孩子。”

　　记忆最深的一次核试验，生死攸关。

　　1971年12月30日，在氢弹飞行甩头试验中，飞行员在预定时间没有完成引爆。

　　那次飞行试验，朱光亚(原全国政协副主席、我国核科学事业的主要开拓者之一)是现场总负责人，俞雷就在他旁边，主要负责引爆中的电子控制。

　　俞雷回忆说：“没有按时完成引爆，随时可能发生爆炸。当飞行员驾驶装载未引爆核弹的飞机返回原地时，我们既兴奋又紧张。

　　“兴奋的是，飞行员安全降落，紧张的是，爆炸点离我们更近了。

　　“飞机着陆后，朱光亚第一个走上机场，我们也在旁边，最快速度排查电子线路是不是出了故障。当时生死都置之度外，试验失败，只是一门心思找原因，只有我老伴后怕得不得了，她说我是捡了一条命回来。”

　　当年转业回杭州

　　很多知识要从头学起

　　1964年，俞雷的妻子施莜文从浙大化学系毕业后，先分配到武汉；为了和俞雷团聚，施莜文后来同样把青春留在青海。

　　“当时，对大城市是没有留恋的。只是没想到，从此后十多年，再也没穿过裙子。”施莜文说，“从武汉去青海，要坐差不多50个小时的火车，火车经过西安后，就很难再看到绿色。”

　　“刚去青海时，要住帐篷，条件好一点的，就住干打垒(注：用干土垒起的简易房子)。青海气候无常，最高气温有60℃，最低气温零下20℃。适应不过来，整个身体都是肿的。

　　“我们吃的，都是从外省运过来的蔬菜，有的菜叶已经变黄了，但我们舍不得扔，就泡在水里。当时俞雷的工作比较辛苦，每月会发一点花生作营养品。”

　　俞雷和施莜文在青海生活了16年，1980年，夫妇俩回到杭州。

　　回到杭州后，俞雷被分配去杭州电子仪表局，施莜文被分配到杭州无线电六厂。

　　“当时我和俞雷都已经40岁了，虽然回到杭州仍搞技术，可毕竟是从军工转为民营，很多知识都要重新去学。”

　　对孩子，心里始终有愧疚

　　老朋友见面，总要聊聊孩子。

　　俞雷和施莜文的3个孩子都在青海出生。

　　“让我想想就心疼的是，孩子们身体也不好，全家都有高原心脏病，全家血小板都不达标，很容易发烧感冒，不但我和老俞头发少，孩子们头发也少。”

　　“对俞雷，对工作，我是无怨无悔；但对孩子，心里始终有愧疚。”施莜文说。

　　姚炳铃和郭美丽唯一的一个儿子现在在杭州本地当工人。

　　郭美丽说，“我们也不是小看工人，但是没有给孩子创造一个优越的环境，做妈妈的心里始终会不安。”

　　昔日隐姓埋名，曾是国威铁证

　　大家正说着话，周仲兴突然起身，读起自己写的诗。

　　“玉门关外建新城，核弹志士出都京。上万同仁赴金滩，共同目标心丹诚。迎着朝阳去工号，背负星月归宿营。蘑菇云起罗布泊，举国上下齐欢腾。回望往事应庆幸，改行杭州业也成。白首相聚邵翁馆，身离九院心有情。”

　　周仲兴，1939年2月出生，浙江嵊州人，和俞雷是高中同班同学。

　　“这么多年，我们都没有联系，家乡父老也只知道我们在部队工作，直到俞雷1980年回到杭州，我们才知道，原来我们都曾在‘二九’。”

　　1964年，周仲兴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工程物理系，奔赴青海，在核试验中，主要研究原子弹材料。1975年2月，周仲兴回到杭州，在浙江省医学科学院研究放射性防护。

　　直至晌午，小雨渐停，雨后的校园，清新甘甜。

　　40位参加“二九(浙江)同乡会”的“战友”，在邵逸夫科学馆前合影留念。周仲兴将事先打印好的诗作，送给曾与他并肩奋斗的伙伴。“昔日隐姓埋名，曾是国威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