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新闻退场，我们还能捕捉什么

　　当喧嚣消匿，我们还能期待什么

　　当一年离开，我们还能想起什么

　　面对突然的撞击，人类的心灵如何做答

　　钱江晚报“晚潮·纪实”，本期走进伊伊与妞妞的世界，以微小的努力，叩问世界也叩问我们的内心。

　　 浙江在线12月25日讯 伊伊，出生于2009年。

　　2011年7月23日，在杭州至福州的动车事故中，她成为最后的“奇迹”。携她同行的父亲项余岸、母亲施李虹，均在事故中丧生。

　　在那场事故中，共有40人失去生命。

　　2011年12月。

　　记者致电伊伊的家人，询问小朋友的最新情况。

　　那段时间，上海新华医院的儿童病房里，每天都会传出清脆而不规则的脚步声，那是伊伊在练习走路。

　　尽管，每次辅导医师告诉她“抬高腿，往前跨”，小丫头都会露出埋怨的表情。但她最终还是会努力地完成每组训练动作，安静而隐忍。”

　　自从10月份左腿拆线以来，伊伊已经进入全面康复的治疗阶段。

　　据新华医院的诊疗记录显示，从入院起至今，伊伊的左腿总共进行了9次清创、22次联合会诊，目前伤口已全部愈合。小家伙现在能做的，只有重新矫正走姿，进而重新矫正自己的人生。

　　颇具温情的消息是，明年1月下旬，奶奶和叔叔将带着伊伊回温州过春节。到时候，这样的镜头很有可能被定格：两个大家族因为伊伊聚到一起，吃一顿迄今人数最多的年夜饭。等到新华医院的医生们年后上班，伊伊将赶回上海，继续进行治疗。

　　2011年9月。

　　伊伊小朋友第一次在我的眼前，我有点紧张。

　　在先前的新闻报道里，这个悲情的两岁女孩密集地出现，仿佛一个符号，代表了一个事件，一种现状。

　　而她，伊伊，于我，其实只是一个出生于2009年的小朋友。

　　那一天，我先看到的是项余遇——伊伊的叔叔。

　　夜幕降临上海杨浦区。位于控江路的新华医院大门，依然嘈杂得像个露天庙会。

　　29岁的项余遇提着一个方形保温篮，形色匆匆地穿过马路，他背后，《窃听风云2》的公车站广告泛出刺眼的光。

　　在那场惨烈的灾难后，因为侄女伊伊，因为这个“奇迹”，项余遇觉得自己的人生，突然就像一部被改了剧本的电影。连NG的机会都没有。

　　这是今天项余遇第三趟往返于医院和出租房之间，下午伊伊又做了一次植皮手术，晚饭只能喝点清淡的粥。

　　“7·23”事故已过去近两个月，一列列新的高铁早已在温州双屿呼啸而过，伊伊也不需要再整晚握着大人的手才能入睡。但面对伊伊，如何助燃她的新人生，身边的亲人乃至这个国度，似乎都还在懵罔中努力拓荒。

　　三天内三进高压氧舱，两次清创手术，成了伊伊与这座城市建立起的最初信任。她不再嚷着要去看东方明珠，而是愈来愈平静地接受每次全身麻醉，然后在昏睡中迎接手术刀。

　　来到上海一周后，项余遇终于找到了出租房到新华医院的最近路线。去送饭的路上，他给怀孕5个月的妻子打了电话：“我回温州，陪你几天。”哥哥去世后，这个80后突然成了整个家庭的主心骨。如果伊伊的恢复周期无法确定，项余遇打算把妻子接到上海，索性在上海生产。

　　在上海租房看病，铁道部给项家定了200元/天的最高标准，而且一算就是4个人，这在“7·23”的伤者中算是特例。但项余遇还是感到不安，晦暗的记忆常常像藤蔓般，在夜里将他绞痛。

　　改变命运的渴望，在某些惯性面前，显得羸弱无力。一次偶然的机会，项余遇在报纸上看到了新华医院对伊伊的病情评估——“致残率高”。他赶紧找到主治医师，对方歉疚地说，因为舆论逼得太紧，他们只好临时开了通气会，“还来不及通知家属。”换句话说，站起来没问题，但会不会瘸很难说。

　　瘸腿像块滚烫的烙铁，很可能会烙伤伊伊一辈子，但项余遇更担心她的心理成长。几分钟前，有个网友在微博上@项余遇，问最新的手术进展，项余遇忍住没回。他试图逐渐减少“小玮伊”微博的关注度，直至冷却，关闭。

　　“她终究要回归到正常人。”但项余遇又有些隐忧，毕竟还处在“7·23”的语境中，舆论的繁寡可以量化许多东西，比如手术费。但伊伊的身心恢复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很可能需要八年、十年甚至更久，“到时候还有那么好谈吗？”没人能预支答案。

　　我想起了另一个人。施晓红。伊伊的阿姨。

　　2011年8月23日，我在温州看到了这个年轻的女孩。在“考虑”了一整天之后，她对我说了一些没有和别人说过的事情。

　　“7·23”过去后半个月，施晓红终于敢去姐姐姐夫家“打理一下”了。从下吕浦车站走到伊伊家——事故发生前三天，她就是走一模一样的路，约姐姐施李虹去吃哈根达斯。但位置太挤，两人没吃到，这至今让施晓红歉疚不已。

　　走进小区的时候，一辆灰色别克凯越露出了半边车身。这辆姐夫生前的座驾，如今已成了联系项家和施家的纽带之一。

　　施晓红给项余遇拨了个电话：“卖车的事，过段时间再说吧？”听筒那端表示认可，并嘱咐“家里再帮忙收拾一下”。

　　客厅里家具不多，大片的墙体留白让人觉得别扭。因为怕伊伊的奶奶受不了，几个小辈协商，以最快的速度，撤掉了项余岸和施李虹的所有婚纱照。

　　只有伊伊的痕迹，还遍布这个家的每寸角落。门上的识字卡片，床沿的维尼熊……

　　2011年8月22日。

　　我在温州找到了他们。

　　潘国权和潘婧婧——伊伊的医生和护士之一。

　　他记得那是一个阴沉沉的傍晚，7月24日潘国权在食堂打菜的时候，接到领导的电话，说事故现场又发现了一个孩子，“晚上8点钟左右会转到你们ICU（重症监护室），集体待命！”

　　潘国权隐约觉得，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伤员。

　　晚上8点20分，随着电梯井碰出急促的金属钝响，一个小女孩被推了出来。面部布满蛛网状的血痕，左下肢肿得像发酵过度的面包。但潘国权永远忘不了那眼神，惊惶空洞得让人悚然。

　　直到后来，潘国权才知道，这个叫伊伊的女孩子，是“7·23”最后一个生还者。

　　潘婧婧是ICU的护士，伊伊进来的第二天，她和另外6个护士一起，被指派为“特护小组”。“怎么要7个人？”开会的时候，潘婧婧低声问护士长，对方不置可否地摇摇头。按照惯例，再严重的病人，2:1的“护患比例”已经是极限。

　　第二天中午，潘婧婧就隐约找到了答案。潘国权让她收拾一下会议室，因为有卫生部的专家要来开会，确定伊伊的诊疗方案。开会时，两个穿西装的男人不断打电话，“指示”、“怎么办”是通话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关键词。

　　下午，值班的潘婧婧第一次跟伊伊正式打照面。孩子叫了一声阿姨，然后指着床头的一瓶爽歪歪果奶：“饿。”

　　潘婧婧帮她开了封，5秒钟后就收到一个空瓶。“到底是孩子，吃饱睡好就能转移注意力。”潘婧婧心想。

　　她错了。晚上查房的时候，潘婧婧去给伊伊盖被子，发现小家伙竟然睁着眼睛，右手紧紧攥住被单的一角。她躺在床上，听着静夜里的心跳和呼吸声，就如同那漆黑车厢中的22个小时。

　　专家组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这让韩国强有些焦躁。自和专家打了第一次照面，这位ICU的副主任医师就认定：伊伊是否截肢，从来就不是一个选项。

　　从医学角度出发，截肢对伊伊来说是最稳妥的治疗方案，但七八次会诊中，所有人都小心翼翼避开这个字眼。在全国都在考量手术方案的背景下,“截肢”首先被淘汰了。

　　潘国权和韩国强都很清楚，一旦打破保守，迈出的任何一步都可能引发深度的不安与抱怨。

　　8月20号一大早，全体医护人员挤在伊伊病床旁，拍了张全家福。那天伊伊心情特别好，一直嘟囔着“伊伊要去上海玩了”。

　　2011年8月23日。

　　新华社发出稿件，伊伊已经从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转院，去了上海新华医院。

　　2011年9月8日。

　　我的眼前，就是伊伊。一个受伤正在治疗的两岁孩子。

　　那是我第一次面对她。

　　控江路华灯初上，从医院的窗户望出去，像温润迷离的磷火。伊伊躺在项余遇怀里玩手机，突然翻到项余岸的照片，平静地说了一句：“爸爸。”再没有多余的疑问。

　　“7·23”仿佛是伊伊与这个世界的某种神秘约定，外人进不来，她也不曾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