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杭州7月12日专电题：“小候鸟”进城之困，“二次留守”难题何解?
浙江武义县公安局桐琴派出所近日接到群众报警，称有孩子溺水。公安干警赶到现场后在深潭中打捞出3具孩子尸体，一个9岁，两个8岁，他们父母都是外来务工人员。趁着父母上班，三个孩子相约来到潭边玩耍，却不幸夭折。
随着暑假来临，大量外来农民工子女—“小候鸟”“迁徙”到父母所在大城市，但是相见的喜悦刚过就频频发生“小候鸟”溺水、交通事故、意外伤害等伤亡事件。为什么容易受伤的总是他们?我们应该如何呵护“留守儿童”短暂的亲情团聚?
暑假成“小候鸟”意外伤害“多发季”
2日，浙江东阳三个孩子在池塘溺水身亡，最小的仅有6岁;5日，温州永嘉两个初中生江边溺水身亡……据统计，6月1日至7月5日，浙江省共发生17起未成年人溺水事件，共有26个未成年人溺水身亡。最小的才2岁，最大的也只有15岁，其中外省籍的有18人。
类似的意外伤害事故几乎在暑假的每一天都在发生，杭州市疾控中心曾对杭城中小学生意外伤害进行了连续多年的调查研究，结果显示，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意外伤害明显高于本地未成年人，而意外伤害几大“杀手”为跌落、锐器切割伤、异物卡喉、烫伤、碰击伤、烧烫伤、咬伤、触电、溺水和交通伤。
“小候鸟”是农村大量劳动力向中国东南沿海地区转移后产生的一种特殊社会群体，他们在暑假“迁徙”到城市和父母团聚，暑假结束又再次“飞回”农村。统计数据显示，目前浙江省登记在册的流动人口已经超过2000万，80%以上来自中西部农村地区。相关专家表示，这些外来务工者大部分处于适婚和生育年龄，假定其中的三分之一育有子女，“留守儿童”就超过600万。
而在杭州各大火车站、汽车站，外来务工人员集聚的企业及租住区，随着暑假来临，到处都是“小候鸟”们的身影。一位杭州火车站的工作人员介绍说，最近这几天，从中西部过来的火车上下来的很大一部分都是孩子，少说每天也有几百人。
“千里进城”却遭“二次留守”
等到暑假，把在老家的孩子接过来，买身新衣裳、吃顿肯德基、去趟游乐园、痛痛快快玩一场……不少外来务工人员都抱着这样的想法。可是等到孩子真来了，因为忙于生计，很多外来务工人员只能把孩子反锁在家里，或者三五成群地在街头“放养”。
提起孩子，这些外来务工人员是一脸无奈。高强度的工作、超长的工作时间、相对恶劣的居住条件和并不宽裕的收入水平，使得这些在城市里举目无亲的他们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照顾“飞”来与他们团聚的孩子。从农村到城市，对于这些孩子来说，就像从“留守”到“二次留守”。
河南籍外来务工者王树立10岁的儿子今年暑假来到了他身边，在高兴的同时他也有些担忧：“孩子一个人整天在仓库的成品布堆里跳上跳下，很不安全。可是男孩子淘气，讲了也不听，我们上班很忙，也看不住他。”
相较于“小候鸟”熟悉的农村环境，充满新鲜感的大城市也充斥着不少安全隐患。不少父母担心孩子安全，只能狠心把孩子反锁在狭小的出租屋里。来自贵州的吴平波目前在杭州一个工地打工，孩子来了几天至今都没带他出过门。他无奈地说：“现在工程要赶进度，实在是没时间。工地上到处都是钉子、水泥板，哪放心让孩子上那里去玩?只能委屈他了。”
放眼望去都是陌生人、没有玩伴、说的家乡话没人听得懂……相较于身体上的“二次留守”，让一些“小候鸟”更难受的是心灵的“二次留守”，他们发现，即使来到了父母工作的城市，却完全融入不了这里的生活。
8岁的乐乐从湖北到杭州来看望父母，却没有任何的玩伴，父母上班的时候，出租屋前的沙地、水塘、土坡就是他一个人的“游乐场”。“想回家，想跟爸爸妈妈一起回家。”面对记者的采访，他不好意思地扭过了头。
小候鸟”的快乐暑假何处寄存?
“小候鸟”的处境引起了各级政府机构、社会公益机构的关注，他们开始通过形式多样的活动将“小候鸟”纳入保障体系，及时为他们送去关怀和温暖。
11日上午，400多名外来务工者子女参加了浙江省暨杭州市关爱农民工子女公益夏令营活动启动仪式。作为主办方，浙江省团省委表示，将在全省开展1800余场公益夏令营活动，惠及10万余农民工子女。温州、金华、绍兴等多地的社区和企业也开设了“候鸟教室”，为“小候鸟”提供学习、玩耍、交流的地方。
然而，社会资源匮乏，并且向本地人倾斜，依然使“小候鸟”无法充分享受社会公共服务。在位于浙江绍兴县的一个社会学校，记者了解到，学校里有9位辅导员和20多位志愿者老师，最多可同时容纳300个孩子。孩子们在暑假和周末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去教室里学习书法、美术、围棋，也可以在阅览室看书，或者请老师指导自己的作业。
“学校没法容纳整个社区的孩子，来的更多的是当地人的子女。很多外来农民工子女还是被锁在家里或者自己在外面玩。”学校的一位志愿者告诉记者。
浙江省社科院调研中心主任、社会学家杨建华说，外来农民工子女来到城市以后觉得特别陌生和孤独，没有办法融入，这从根本上说还是由城乡差异造成的。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改变农民工和他们的子女是外乡人的观念，从体制上对他们进行扶持和帮助，让他们有机会共享公共资源、政策和权利。此外，应该加快公共服务设施建设，让更多的外来人员也可以和城市居民一样享受到图书馆、游泳池等便捷的公共服务设施。
“农民工是城市建设的中坚力量，却也是社会最弱势的群体，他们的子女频频在城市‘夭折’或受伤，不但是农民工个体的悲伤，也是整个社会的心痛。”杨建华说。(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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