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迁暴富影响到“拆二代”成长

　　多少年了，农民习惯于在田地里稼穑耕耘，而如今，手中却攥着大把的钞票。不少人感到迷茫。

　　杭州某拆迁村干部告诉记者，当地拆迁农民中40岁到50岁占了近四成，几乎都没有固定工作。

　　由于这部分人文化程度不高，也没有什么技能，当地为他们能提供的也是清洁工、门卫、保安等服务型岗位，一个月也就一两千的收入。

　　但是这些人靠着上百万元的拆迁款再加上几套回迁房，靠房租都能有不菲的收入。“难道让我去扫马路？以后在村里怎么混啊。”所以这些人宁愿失业也不愿意去就业。

　　没有固定的职业，难免精神空虚。城郊接合部农民拆迁一夜暴富后返贫现象，也引起省社科院调研中心主任、研究员杨建华的关注。

　　杨建华分析，拆迁对于农民来说，就是被动的城市化，原本的村落共同体瓦解后，村民的精神世界也变得荒芜，原本的生活状态改变后，村民一时还难以适应身份的转变。虽然有的农民早已蜕变，但这更说明，社区或者相关管理机构应该合理引导，普及合理消费的理念，如果可以，也可以引导其投资。

　　浙江师范大学农村社会发展研究所的鲁可荣教授说，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系统的解决方案，因为这个问题比较敏感，拆迁的房屋属于私人财产，村组织和地方政府对他们怎么使用这笔钱无权干预。

　　鲁可荣说，自己在浙江各地调研时候，发现有些村落的拆迁户，攀比之风严重，在拆迁前，攀比谁家房子高，房间多，拆迁后有钱了，攀比谁家买好车，谁家房子装修好，有的地方甚至以赌博、吸毒为时尚。“城市化让这些拆迁村民有些无所适从，随着传统村落的瓦解，传统村落文化、家庭伦理也日渐消亡，精神空虚无所事事加之手有余钱，最终导致这些村民缺乏长远规划，过度消费最终导致返贫。”

　　杨建华认为，拆迁暴富现象，不只是影响到拆迁户，其毒害无穷，乃至会影响到拆迁户二代。调查曾显示很多拆迁户二代在职业选择上都是无业。没有一份正当的工作，这些无业青年，流散到社会，也是一种隐患。

　　“这需要政府和有关管理部门关心拆迁户的精神生活，培养他们的社会责任和法治意识，同时要解决他们的社会保障问题，让他们安心工作。”杨建华说。

　　怎么才能让“拆迁暴富”者“钱生钱”？鲁可荣认为，治本之策应该是政府要把征地拆迁的收益，用于失地村民，有针对性地培训他们的技能，创造就业岗位，让他们以就业的方式融入城市，以持续的收入减少挥霍返贫可能的发生。

　　“有些农民并不是天生就喜欢赌博，我调查的时候认识一个种田能手，特别能吃辛苦，后来他的土地被征用了，房子被拆了，虽然有了很多拆迁补偿款，但是他像变了个人，不劳动，每天就耍牌打麻将。”

　　鲁可荣建议，政府采取整村安置的方法，将一个村子的人都安置在一个社区，这样可以减少一些老年人的孤独感，有利于传统村落文化的回归，同时社区可以组织这些村民，集中拆迁款，建成一些盈利组织，将拆迁款用于投资。

　　“当然这只是一种引导措施，引导失地村民节省花费、理性理财。拆迁款对于村民，是一锤子买卖，以后自己的医疗、就业、养老，子女的上学、就业、都靠着一笔钱了。如何解决挥霍返贫的问题，这是全社会的责任，也需要时间，要帮助拆迁农民完成从农民向城市居民身份的转变。”

　　(因为涉及隐私，文中部分当事人系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