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每到年末，讨薪总成为一个很热门的话题。为什么说讨要工资难？为什么维权成本高？为什么老板和员工之间矛盾纠纷多？在我们的镜头背后，每天都有可能上演着一场又一场的薪资博弈。近日，本网记者分别蹲点劳动部门体验接访、跟随劳动者维权，走进工会、法院，真实记录劳动者维权的现实状态，解析维权成本的高与低，探寻深层次的原因和社会的期待。

　　浙江在线杭州12月12日讯(记者 郭林/文 倪雁强/摄)   “驻扎”接访大厅心急如焚的讨薪民工，每天响铃百余次的热线电话，空旷无人寒冷刺骨的值班室，围堵监察人员的讨薪群众……昨日，记者蹲点杭州劳动监察支队，真正体验了一回劳动监察人员，记录下最真实的受理讨薪过程。

　　年前讨薪爆发期民工打地铺睡大厅

　　12月11日上午9点整，记者来到了杭州劳动监察支队。上午9点，是监察支队开始正式办公的时间。自以为是监察支队接待的第一批访客，可一问才知道，就在10分钟前，一队民工刚刚离开接访大厅。

　　“他们(民工)一般都来得很早。”有着多年接访工作经验的监察员丁敏介绍说，“有些人甚至头天晚上就来了，带着被褥铺盖，睡在大厅里，等着我们上班。”

　　到年末，讨薪的工人都会逐渐多起来；而过年前一周，更是讨薪案件的集中爆发期。一些还未拿到钱的工人，在接待大厅打起地铺，吃住在这里，焦急地等待讨薪结果。

　　“有点像春运时的火车站，整个大厅挤满了人。”一位监察员如此形容。

　　这些“扎根”接待大厅的民工，多是来自外省的农民。拿不到工资的他们，火急火燎地从家乡赶来杭州，试图讨回本属于自己的工钱。

　　对这些没拿到工钱的民工来说，手头的每一块钱，都要能省则省，恨不得一分钱掰成两半花。住在接待大厅，对他们来说，既省了住宿费，也免去了奔波之苦。

　　为了处理众多来访民工，接访人员将上班时间提前了半个小时。每天8点刚过，负责接访的监察员就来到支队，为一天的工作做准备。

　　“尽早接访，让民工尽早回家过年。”这是监察人员共同的心愿。

　　曾建国的讨薪小册子

　　江苏农民千里讨薪为省钱顿顿吃泡面

　　江苏农民曾建国，是记者体验劳动监察员时遇到的第一个讨薪民工。上午9点10分，披着厚厚棉质军大衣的他，来到了杭州劳动监察支队的接访大厅。

　　今年上半年，曾建国经同乡介绍，从盐城市射阳县来到杭州，在浙江泛海SOHO中心做钢筋工。

　　招工时，工头老乡与他约定，工资200元/天，工钱等回到射阳老家再算。几天前，当曾建国打电话找工头讨要工资时，却发现电话早已停机。慌了神的曾建国，急匆匆赶来杭州，找工地要钱。

　　12月10日一早，曾建国带着工头写的欠条，坐了6个小时的汽车，回到了杭州。曾建国找工地负责人要钱，可负责人却告诉他，他的工资，早已被工头领走。

　　“大老板雇了小老板，小老板雇了我老乡。”曾建国说，“老乡拿钱跑了。”无奈之下，他只能拨打“110”报警。在派出所民警的指引下，他来到杭州市劳动监察支队寻求帮助。

　　在曾建国眼中，来杭州讨薪，本身就是一笔亏本买卖。在老家做工，每天可以赚130块；出来讨薪，一分钱没拿到，还要倒贴钱。

　　尽管他出门时带了600多元钱，可却舍不得花。来到杭州后，曾建国借宿在工地宿舍；没有被子，他就把军大衣脱下来，盖在身上。为了省钱，曾建国每顿只吃方便面。在这几天里，他最大的花费就是100多元的长途汽车费。而来到杭州后，他只花了几十元不到。

　　“两天过去了，我口袋里还有几百块钱。”曾建国拍着口袋，似乎对自己省钱的能力颇为得意。

　　曾建国讨薪的全部装备，就是一件御寒的军大衣、一张欠条、600元钱和一本律师小本子。小本子上密密麻麻地记满了各种讨薪联系电话，从工头手机到劳动局接访处的办公电话，应有尽有。

　　对曾建国反映的问题，监察支队的接访人员进行了详细的记录，并让他填写了一份表格。临走的时候，工作人员还拿出点心，让他在路上吃。

　　监察员丁敏大姐解释说，接访处一直备了点心和饭票，遇到没吃饭的工人时，就让他们先吃点东西，缓和下情绪。

　　“民工讨薪也不容易。”这在监察员中已成为一种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