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每到年末，讨薪总成为一个很热门的话题。为什么说讨要工资难？为什么维权成本高？为什么老板和员工之间矛盾纠纷多？在我们的镜头背后，每天都有可能上演着一场又一场的薪资博弈。近日，本网记者分别蹲点劳动部门接访、跟随劳动者维权，走进工会、法院，真实记录劳动者维权的现实状态，解析维权成本的高与低，探寻深层次的原因和社会的期待。

　　浙江在线记者张冰 12月14日发自杭州

　　农民工维权，坎坷多。

　　尽管某些被拖欠的工资早已成为陈年旧账，却依然没有能够讨回来的迹象。就连农民工自己有时候都不得不问自己一句：为了维权，付出那么多时间和金钱，值吗？

　　维权路上，究竟要浪费多少人力、财力、物力？或许这些还可以用某个计算单位来衡量，但农民工为此奔波，浪费的心力，无法计算。心力交瘁，让农民工维权路最受伤。当然，他们还没有考虑到，维权过程中，为此消耗的社会资源同样无法估量。

　　连日来，记者亲历不少讨薪者的维权过程，为他们算了一算这笔巨大的维权成本账。

　　“讨薪维权”样本调查①：记者体验劳动监察员的一天

　　“讨薪维权”样本调查②：讨薪路上的“幸”与“不幸”

　　为了40万工资奔波5年 依然被告知“没钱”

　　讨薪维权日记：周一刚上班，我就接到老张从上海打来的电话。他向我提起一桩陈年旧事。聊了几句，才知道他们有一笔40万的工资讨不回来，只好四处寻求帮助，算上今年，来自安徽的老张已经为40万的工钱奔波了5年。

　　老张是建筑工地的泥水工。2007年，他和老乡跟随浙江某公司到东北，参加抚顺市时代广场施工建设。由于资金等问题，时代广场的后期工程由三箭建设工程集团接管。

　　“当时三箭建设工程集团做出担保，说我们所有的工钱都能拿到。但是等整个工程都结束之后，还是有40万工资没有结清。”老张告诉记者，三箭建设工程集团总是说业主方没给结清工程款，剩余的工资没办法支付。

　　就这样，事情一直拖到现在，至今未能解决。“甲方没钱是你们之间的事情，我们只管找三箭建设工程集团讨要工钱行了。”这么多年下来，老张对于一些法律法规也懂了不少。

　　今年，老张决定不再跟三箭建设工程集团扯皮，直接投诉到劳动部门。但是事情已经过去5年，早已超过2年投诉时限。

　　“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待，但我们已经等了五年，五年的心酸血泪史谁又知道？我们唯一的奢望就是干完活你把属于我的血汗钱结给我，我们不喜欢瞎闹，我们不喜欢打着标语跑完市政府去睡大街。”老张说话时，情绪已经有些激动。

　　昨天，记者帮老张联系了三箭建设工程集团的负责人董国华。他承认40万工资没有支付给老张，也承认此前曾答应帮老张把这笔工资要回来，但这是老张他们此前在另外一家公司下面工作时拖欠下的，与三箭建设工程集团没有直接关系。

　　“我们也帮他联系过抚顺时代广场的业主方，但对方说没钱。为这件事，我还专门去了抚顺。”董国华说，抚顺时代广场与三箭建设工程集团的工程款去年才结清，当初在给时代广场业主方提供清单时，专门把老张等人的工资放在第一项，但业主方并没有给这笔钱。

　　时至今日，这件事还僵在那里，记者也曾经联系温州市住建委，但尚无回音。

　　农民工“伤不起” 维权成本无法用金钱衡量

　　讨薪维权日记：看到民生帮帮帮投诉平台上的每个投诉，我首先想到的是，他们为了维权，究竟付出了多少？权益受到损害，最终得到的是物质方面的赔偿，但他们在维权路上，身心俱疲。农民工，伤不起。

　　农民工为维权而奔波，他们同样要考虑成本问题。因为一旦走上维权路，他们就要付出许多原本不该付出的，包括时间、金钱、精力……损失有多有少，但无论维权成功与否，都意味着损失。

　　时间成本——维权时，时间是农民工最先考虑的问题。　　

　　前天，杭州的周师傅拨打本网的热线电话，称自己上个月在工地上操作卷扬机，一不小心手指头被卷了进去。因为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他想知道自己该如何索赔。

　　按照工伤认定方面法律法规，记者也粗略地为周师傅进行了维权程序的计算：确认劳动关系，要经过一次劳动仲裁和两级法院审理，共三个程序阶段；申请工伤认定，一个行政程序阶段，不服认定结论的，要经过一次行政复议和两级法院行政诉讼；之后是进行工伤等级鉴定程序阶段。

　　工伤赔偿金额和相关待遇发生争议，还要经过一次劳动仲裁和两级法院审理，也是三个程序；最后是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以上合计为12个程序阶段，全部下来时间可达5年以上。

　　即便每个流程都比较顺利，从受伤到维权成功，至少要等到伤势痊愈，工伤鉴定结果出炉，那也至少半年时间甚至更长。

　　在采访中，记者碰到过这样的企业老板，他宁愿欠员工的工资也不愿欠银行的钱。永康一家企业的负责人坦言，欠员工的钱过段时间还掉就没事了，对公司不会产生多少影响，但欠银行的钱会影响到企业的贷款记录，以后贷款都会遇到麻烦。“两害相较取其轻”，企业宁愿被员工骂，宁愿被劳动部门调查，也肯定会先把贷款还掉，而非先支付员工工资。正因为老板这样的想法，无形中给员工的维权增加了很多时间成本。

　　经济成本——维权，必然意味着个人利益已经受到侵害。

　　有时候，他们不得不选择放弃维权，因为得不偿失。

　　小魏是安徽人，到金华武义打工已经两年。去年由于老板拖欠一个同事的工资，同事上诉时需要他帮忙做证，结果老板以此为由扣压了他7000多块的工资。当时老板说得很好，承诺官司打完后结清工资。

　　他告诉记者，同事的官司如今以胜诉告终，但老板却依然扣押着他的工资。等他投诉到当地劳动部门，老板却拿出了小魏已经领取工资的收据，上面还有小魏本人的签名。因为缺乏有力证据，他能够做的，就是申请笔迹鉴定，进而申请劳动仲裁。

　　见识过同事的维权经历，考虑到如果继续维权可能遇到的难处，小魏犹豫了。

　　他给自己算了一笔账：笔迹鉴定要2000元，如果确实是老板伪造，这笔钱由老板出，但前提是自己需要亲自到金华市去申请；离开武义后，小魏到永康去上班，期间来回奔波，至少要花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只能跟现在的老板请假。

　　更让他后怕的是，此前所在的公司随时可能注销，意味着他所做的努力可能付诸东流。一旦公司注销，自己为此至少损失上万元。

　　“谢谢你们帮我联系部门，我害怕自己辛苦半天，最后白忙活一场，还是算了吧，就当吸取个教训。毕竟我现在的工作还算稳定，我不想因为这件事再丢掉这份工作。”权衡再三，小魏还是选择了放弃。

　　精神成本——农民工要维权，为此还要“预支”心灵的伤。

　　有时候，一旦踏上维权路，就如同踏上一条“不归路”，一人维权，多人关注，甚至牵动着全家人的神经。他们因此所受的“心”伤，用任何物质的东西都无法衡量。

　　老于是湖南人，曾经是一家名为“杭州宝丰工贸有限公司”的员工。一年多前，他和其他几位工友被派到金华，参与一个建筑项目。半年前，就在项目即将结束的时候，他们忽然无法联系上老板，老于意识到坏事了。

　　因为不懂法律法规，老于的讨薪路充满坎坷。

　　工程没有完工，他们也不能擅自离开，但也不能继续施工，只能在那里空耗时间，直到今天。他们在等20多万的工资，然而等了半年多，等来的却是老板跑掉的消息。

　　老于此前也曾向劳动部门投诉过，但苦于没有证据而作罢。如今有了证据，又险些被当成讨要工程款的“工具”——老板的代理人，竟然让老于向总承包方讨工资。如今，劳动部门还在积极帮老于协调，但进展并不是很顺利。

　　老于家就他一个人在外打工，父母子女都在老家湖南。

　　“为了拿到被拖欠的工资，我们从湖南到浙江，连过年都没有回家。有时候家里人打电话问我们过得好不好，我们也只能骗他们说自己过得很好，问我们什么时候回家，我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在向记者倾诉时，已经不惑之年的老于，难免有些哽咽。

　　社会成本——维权，耗费的不仅仅是个人资源，还有来自社会的成本。

　　除了农民工本人需要支付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外，政府部门同样要支付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

　　《中国农民工维权成本调查报告》中曾经提到，为了索要回拖欠农民工的1000亿欠薪，整个社会需要付出至少3000亿的成本。尽管经过法律法规方面的修订，农民工在维权过程中的成本在逐步降低。但其消耗的社会成本，仍然是个不小的数目。

　　曾经有人计算过，一起农民工维权案件，从劳动监察大队接受举报到法院执行完毕，政府和司法机关至少需要付出13—25天的时间成本。但是实际上，政府实际付出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都要远远高于上述数字。

　　今年11月，武义熟溪街道劳动保障管理所接到一起某公司发生群体性欠薪案件。原来，该公司因资金链断裂，拖欠工资总额80余万元，老板已经逃逸。

　　当时，相关部门一方面安抚在场情绪激动的职工，另一方面增加警力到场维持秩序。做好这些工作后，劳动部门连夜对工人近三个月的考勤记录进行排查，为结算支付员工3个月工资和后续的法律援助做好各项准备工作，直到第二天凌晨3点才将材料整理好。

　　通过街道、人力社保局、法院、公安多部门联手合作，三天后，公司员工每人领到2000元工资，剩余工资再由公司和相关部门继续筹集，事情也算暂时告一段落。

　　这只是众多农民工维权案件的一个。仅仅这一件事情，当地相关部门就出动人员数十人，无形中增加了不小的社会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