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妙智寺碑记》看和合文化

　　台州路桥素以“百路千桥万家市”闻名，作为浙东沿海的商贸重镇，这里藏着不少承载地方文化的历史印迹。民国《路桥志略》中收录的一篇《妙智寺碑记》，便是其中的珍品。这篇由北宋名臣陆佃撰写的记文，不仅是珍贵的乡邦文献，更将一位北宋士大夫的“中和”思想，与台州的“和合文化”紧密相连，在字里行间勾勒出北宋浙东市镇的社会图景，也让两种同源同向的文化精神，跨越近千年仍有悠长回响。

　　陆佃的名字，常因南宋诗人陆游祖父的身份被提及，而其本身，更是北宋中后期一位思想独特、人格独立的政治家与学者。这位历经仁、英、神、哲、徽五朝的士人，生于北宋由盛转衰的关键时期，亲历王安石变法、元祐党争等重大历史事件，其思想的形成，与深厚的家学渊源密不可分。陆氏家族崇道，其祖母、母亲笃信佛教，妻族郑氏更是培育出周敦颐的儒学世家，儒、释、道三教文化在其成长中自然交融，为他兼容并包的思想埋下伏笔。

　　师从王安石的陆佃，并未盲目追随新法，其晚年力主的“中和之政”，成为思想核心。面对新旧两党愈演愈烈的纷争，他上奏“建用皇极，布宣中和”，希望以中道消弭党争、安定民生。这一思想的根基，是深刻的民本观念。当王安石问及对新政的看法，他直言青苗法“法非不善，但推行不能如初意，还为扰民”，认为政令必以顺应民心、不损民众利益为前提。这种独立思考与人文关怀，让其“中和”思想超越了单纯的政治主张，成为兼具处世智慧与治世理念的价值追求。

　　一位官至尚书左丞、名满京华的北宋士大夫，为何会为偏居一隅的台州路桥妙智寺作记？碑记中“余兄尝宰是邑，言其善，故与为记”一语，道出了其中机缘。陆佃的兄长陆佖，曾于北宋元丰年间担任台州黄岩县令（彼时路桥属黄岩），虽《嘉定赤城志》误将陆佖记为陆佃之弟，但从陆佃父亲的墓志铭中，可确证陆佖为长兄。正是这份亲缘，让陆佃与台州产生了联系，妙智寺住持如吉也借此机缘，向远在京城的陆佃求得这篇碑记。

　　而在宋代的社会文化背景下，这篇碑记的诞生，也有着更深层的缘由。宋代寺院的营建与发展，依赖社会各阶层的支持，一篇由名流撰写的碑记，不仅是寺院历史的记录，更是其社会地位与合法性的重要象征。陆佃在碑记中写道，住持如吉“善住持”，其德行与能力为“邑人多之”，也得到了县令陆佖的称赞，这说明妙智寺在当地早已拥有良好的百姓基础。对陆佃而言，为这样一座受百姓认可的寺院作记，既是应亲友之请，也契合其以仁、义、礼、信推动良性社会风气的追求，是士大夫责任感的体现。

　　短短一篇《妙智寺碑记》，看似为寺院而作，实则处处折射出陆佃的思想光芒，更勾勒出宋代台州信仰与世俗交融、精英与民众互动的生动图景，而“和合”，便是贯穿其中的核心脉络。

　　陆佃在碑记开篇便言：“佛出西方，不知几千万里，其书之契理会道，与中国圣人之言一。”一语道破其“三教理一”的核心思想，他不囿于门户之见，认为佛教教义的根本“理”与“道”，与儒家圣人之言相通，甚至将佛教的“神灵之寓”与道教的仙山传说对比，展现出三教圆融的文化视野。这种兼容并蓄的认知，正是其“中和”思想的体现，也与宋代台州开放包容的文化氛围不谋而合，成为两种文化精神的第一层契合。

　　碑记中对路桥民间风气的描绘，更是将和合文化的民间实践展现得淋漓尽致。陆佃写道，当地“无贵贱大抵向佛”，即便是屠户、医工、酒保、织补匠人等，见了佛刹也会迎像叩拜。佛教信仰在民间的深度渗透，化作了寺院建设的强大动力，为修饰寺院，吝啬者愿施财，懒惰者肯出力，身有残疾者也各尽所能。这背后，是宋代路桥商贸经济的繁荣，作为《元丰九域志》中的黄岩五镇之一，这里水陆交通便利、商贸活动频繁，经济的活跃让民间有了布施的物质基础，而民众的共同布施，不仅是祈福的朴素表达，还是“因信而聚、聚力成事”的和合形态，让物质财富转化为社会凝聚力。

　　而陆佃对住持如吉的赞誉，更让碑记的思想落点，回归到务实的社会价值，也让中和与和合的契合，落到了民生实处。他并未称赞如吉佛法高深，而是肯定其“置田数百亩，延十方众以为无穷永久之赖”。在宋代，像妙智寺这种寺院不再享有普遍的免税特权，田产等“常住”成为寺院生存发展的核心，一位“善住持”，须是优秀的管理者。如吉置办田产，让妙智寺实现了经济独立，得以成为开放的宗教与社会活动中心，发挥公共服务功能。陆佃还在碑记中批判了那些以金银珠玉装饰寺院、徒有其表的做法，认为其如“蜃嘘成楼”，终非“实相”。这种反对浮华、务实重民的倾向，正是其“中和”思想的体现，而寺院通过务实经营实现信仰神圣性与世俗功用性的和谐统一，更是台州和合文化“贵和尚中、厚德载物”的生动实践。

　　“智难口传，妙须心解。”《妙智寺碑记》中蕴藏的中和之道与和合之美，早已融入台州的文化血脉，成为这片“和合圣地”跨越时空的精神财富，在岁月中不断回响，持续滋养着一方水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