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跑了3年公安线的记者，我早就“认识”周莉红。她是杭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的法医。早到2006年3月27日邵逸夫医院停车场藏尸案，近到今年5月24日新风路一女子死于出租房的案件(本报均有报道)，我在现场常常看到的那个忙进忙出的女法医原来就是她。

　　平常，我基本只和侦察员打交道，从没走近过幕后从事技术工作的法医。其实，现在公安破案特别讲究“证据链”的完整，法医这一环，起着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这次，正因为换了角度，让我看到了另一个天地。5月21日晴

　　法医也讲“时效性”通宵达旦更寻常

　　我的心情有点忐忑，因为法医工作只在影视作品中见过。现实中，法医的工作真是这样吗？

　　走廊里传来了脚步声，一个略瘦的中年女警随后走进了刑侦支队办公室。“这位就是周莉红。”接待我的刑警向我介绍。眼前这位女警戴着一副金边眼镜，一头短发，我对她的第一印象是：一个细致的人。

　　“到我的办公室聊聊？”没有过多的寒暄，周莉红带着我进了工作室。

　　“哦，她们是来实习的，你现在看到的步骤是法医的工作之一：制作鉴定书。”工作室里有3名女生，她们正埋头往一张长长的纸卷上贴照片。

　　照片上是一位男子，4月26日出了车祸，很不幸，5月4日因伤势过重去世。

　　“注意，尸体全貌的照片要有，损伤位置的照片要有……”周莉红对3名学生说。大概是她们干得不错，周莉红微笑着点了点头。

　　我看到旁边的桌子上还有一大叠照片。“鉴定书可以慢慢制作吗？”我问。

　　“和你们写新闻一样，时效性很强的，我们的工作如果停了，就不能给前方侦破的刑警提供最有力的信息。还有，死者家属的心情我们也要理解，他们大都希望快一点确定死因。”周莉红解释。

　　所以，加班对于法医来说是家常便饭，而且往往就是通宵达旦。“最长一次是两天两夜，专案组讨论案情了，我就靠着椅子眯一会儿。需要法医的鉴定结果了，我就醒过来。”那是发生在1996年的一起凶杀案，一家四口遇害，意味着法医要连续查看4位死者的情况，每名死者身上又有多处伤口。那天，周莉红仿佛听不到挂钟的滴答声，只是埋头工作。

　　那天，恰好是大年三十。

　　聊了快一个钟头，突然余杭几名刑警来找周姐，说要商量案子。我只好暂时合上了采访本。“法医就这样，说有事就有事了，半夜被叫起来也很多。”周莉红歉然地笑笑。

　　“要不明天上午和我一起进解剖室吧？我要确定一名死者的死因。”走前，周莉红对我说。

　　“解——剖——室——吗？”我一字一顿。晚上，我心里还在折腾。

　　5月22日有风

　　认清每块黑色物质一站就是两小时

　　去解剖室的路上，我不断对自己重复着一句话：我绝对是一名唯物主义者。

　　穿戴好如同进入手术室前的“装备”，我大着胆子弓背弯腰跟着周莉红走进了解剖室。事先，她和另一名参与解剖的法医已再三告诉我，死者为男性，是从河里打捞上来的，经过了冷冻处理。

　　周莉红和另一名法医以及3名实习生先脱下死者所有的衣物。“你们看，死者背上这些一毛钱硬币大小的红色斑点，应为鱼咬的痕迹。还有，注意到没有，死者是卷发……”周莉红迅速判断，还对身边的实习生讲解。

　　我一直把双手举在胸前，自认为这是很专业的举动。周莉红却说这样很容易触碰到其他人，从而把手套上的脏物沾到对方身上，是很不礼貌的。我这才放下了双手，可不一会儿，手又举起来了。这才知道自己有多紧张。

　　解剖到胃部了。周莉红用很小的镊子，一块一块地取出黑色物质。原来那是沾染了其他东西的冰渣。“一般人胃里不会有这么多水，而溺水的话会吸入大量的水，从而留在了胃里。尸体又经过了冰冻，所以吸入的水成了冰渣。”

　　我的手套上沾上了一些黑色、红色的物质，双手又一次下意识地举到了胸前。“是不是要洗手？”周莉红微笑了一下。她拿起了冲水的绿色皮管。我看到，她手套上沾的物质比我多多了。

　　解剖完毕，缝合了尸体上的开口，周莉红对记录员说：判定为溺水身亡。

　　我看了看时间，我们是上午9点半进解剖室的，现在是11点半。由于一直站着，解剖期间我只感觉腿酸，不自觉地常常要“稍息”一下，周莉红却一直站在解剖台前弯腰工作。

　　“累，连续解剖3具尸体我就吃不消了，腰……这个解剖台的高度是适合我的，要是台子太低或者我再高一点，就更吃力了。”周莉红微笑着捶了捶腰。

　　5月24日晴

　　每次鉴定慎之又慎渴望有人来反驳

　　现场——解剖——再去现场……最后制作鉴定书，这个过程周而复始。周莉红和她的法医同事们忙碌着。别的警种或许还能换个班，法医却不能。真的要换，也就是几张老面孔里的内部调剂。

　　“第一次解剖，你不害怕吗？”

　　“你还在回想前天的事？我当初是自己选择报考法医专业的，从拿到录取通知书那天，我就开始准备了，所以一直有心理暗示，我不怕。”周莉红是上海医科大学毕业的，她说现在在支队的几位实习生分别来自同济医科大、南京医学院、上海医大等高校。实习生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都很朴素：自己选择的专业，所以不怕。“她们几个，要是有现场不让她们去，会生气的，呵呵，都很用功的。”其实，周莉红何尝不是一个用功的人呢？

　　我还想再“偷拳头”，周莉红回忆了几起印象深刻的案子。她先讲起去年发生在紫荆家园那起放火杀人案(本报去年10月13日、14日曾有连续报道)。“一进现场，就感觉一氧化碳的气味很浓。但是，一氧化碳中毒致死的，死者身上会呈现明显的樱桃红色，那起案件中另外死者身上都没有明显的樱桃红色或者很不明显，说明他们的死因不是一氧化碳中毒。这就为那一家人并非死于火灾提供了佐证。”周莉红的逻辑很清晰。

　　最近一起我全程关注的案件是刚刚侦破的拱墅区“3·31”杀人分尸案。那天下午4时，一男子在运河拱墅段发现了人形尸块。受害女子十指指甲，只有下半部有指甲油。

　　周莉红和几位同事经过仔细查看，判断女子生前很可能从事清洁工作。“我们觉得上半部指甲油是长期和水接触被洗掉的。”破案后，果然证实了法医们的推断。

　　“工作中我最希望有人来反驳我，”周莉红突然扯开了话题，“我们几乎每天都在做鉴定，可对于当事人来说或许这一次鉴定就能决定他的一辈子，所以我每一次鉴定都要谨慎再谨慎，而且希望有人反驳，这样思维更全面更不会出错。”

　　周大姐确实是个细致的人。

　　正聊着，周莉红的同学来电话了。“呵呵，跟我交流业务呢。”周莉红的大学同学分布在全国各地，很多也当了法医。

　　“你当了几年法医？” “13年。”

　　这是我问周莉红的第一个问题，我想把它写在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