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诈骗嫌疑人在庭审现场 记者 郑建芳 摄

　　昨天下午2：40，拱墅区法院审理一起电话诈骗案。

　　法警带上四男一女，分别是：

　　邵某，男，1962年生，台湾人，高中文化。

　　程某，男，1966年生，台湾人，高中文化。

　　陈×维，男，1969年生，台湾人，大学文化。

　　陈×吉，男，1960年生，台湾人，大学文化。

　　陈美×，女，1981年生，广东人，大专文化。

　　2009年2月21日上午11：30，家住拱宸桥的汪大伯接到电话，电话里一个甜美的女声，说普通话，自称移动公司工作人员，因汪大伯的电话欠费2000元，来催缴话费。

　　汪大伯60多岁，退休医生，大学文化，听了觉得很诧异，脱口而出“不可能”。

　　女子说查一查，让大伯不要挂电话。

　　过了一会，女子说查到大伯在南京开了个座机，是那台座机欠费了。

　　大伯说自己根本没去过南京。

　　女子“提醒”说，可能是个人信息泄露，主动提出帮忙报警，并立刻接通了“公安局”。

　　一自称民警的男子说，查到大伯还在南京某银行开了个账户，每天有大量金额进出，“警方”怀疑大伯洗黑钱。

　　大伯气愤了：“我和她说，我活到这个岁数，一向堂堂正正做人，不可能做违法犯罪的事！”

　　男子说，由于个人信息泄露，大伯的银行存款有危险，建议去“中国金融监管局”报案，申请办理国家安全账户，并主动提出可以帮忙接通。

　　过了一会，一个自称“中国金融监管局工作人员”的男人接电话，问了大伯的一些情况，然后说“国家安全账户”办好了，让大伯把存款暂时转进这个账户以保安全，等情况查清了再转回来……

　　大伯中午去银行，把70多万存款转入了“国家安全账户”，之后再也打不通骗子的电话，大伯报警。

　　三天后，家住半山的莫先生遭遇同样骗局，

　　被骗2980元。又过了一天，55岁的陈阿姨打了110，哭诉被骗走24.5万元。

　　在汪大伯被骗的同一天，千里之外的广州，46岁的苏女士报警，被骗2万余元。2009年2月28日，还是在广州，45岁的梁女士报警，被骗22.9万余元。骗子的伎俩与杭州的几起电话诈骗案如出一辙。

　　杭州警方迅速与广州警方联系，两地警方配合，查到了诈骗嫌犯的落脚点。

　　2009年3月4日，杭州警方在昆明一家宾馆将邵某等四人抓获；同日，杭州警方派出的另一组人马，在广东抓住两女一男，其中一个就是陈美×。

　　5个嫌犯被押回杭州受审(其余两人留在深圳另案处理)。

　　邵交代，自己原来在台湾做铝合金生意，后来生意失败，一个叫阿良的朋友打电话来，说在大陆做生意，希望他去帮忙，他同意，去厦门和阿良见面。

　　阿良让邵办了十多张银行卡，然后让他去昆明，专门负责取钱，并许诺给他取钱金额的10%作为报酬。

　　邵到了昆明，按照阿良的电话指示取钱，由于“业务繁忙”，邵打电话叫来了同学程某，给程某取钱金额的4.4%回报，结果还是忙不过来。

　　邵在警方笔录中说：“阿良说哪张卡里有钱就去取哪张卡，每天都要取几十万，一星期不到取了近170万，最多的一天取了60万。”

　　邵让程再叫几个人，给同样的报酬。程就叫来了朋友陈×维(缅甸出生，长大后移居台湾)，陈×维又叫上了自己的发小陈×吉。

　　大额钱款必须用身份证去柜台取，分批取出之后，开始“洗黑钱”。

　　邵说，他们会迅速把钱分流到多张银行卡里，每张卡里的钱不超过两万，方便其他人不用身份证就能在ATM上取款。

　　其他人在不同地方的ATM机上取款后，扣掉报酬，汇总打给广东的陈姐。

　　陈姐就是陈美×。

　　2000年，陈在网上认识了台湾商人阿良。同年，阿良到广东和陈见面，两人发生了亲密关系。之后，陈说自己是有男朋友的，阿良在台湾也有家室，提出还是认阿良做干哥哥，阿良同意，两人从此以干兄妹相称，一直保持联系。

　　2008年12月，阿良到广东找陈，让她帮忙办了两张银行卡，之后一直用电脑转账的方法，将两张卡里的钱转入香港、深圳、广东等不同公司的账户。

　　陈承认，她知道阿良是做什么的。

　　案发后，陈通风报信，阿良逃跑(目前尚在逃，未归案)，大部分的赃款无法追回。

　　因涉嫌诈骗罪，5人被拱墅区检察院提起公诉。拱墅区法院昨天一审判决，5人诈骗罪名成立，邵判刑10年6个月，程某判刑6年6个月，陈×维判刑4年，陈×吉判刑6年，陈美×判刑3年。

　　据警方统计：

　　2009年1月至3月，北京市民被骗6800多万元，广东被骗8000多万元。仅一年，北京、上海、广东、福建这四个省市被骗6个多亿。

　　2009年1月至6月，浙江全省案发2000多起，被骗4000多万元，全年被骗近1个亿。2010年1月8日至1月27日，短短的20天时间里，杭州共发案47起，被骗586.02万元。

　　这些巨大的损失都源于这四个字——电话诈骗。

　　都市快报记者 严静 通讯员 拱检拱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