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杭州5月27日电(记者严格)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一些爱琢磨的法官，最近把浙江全省法院从2007年开始至2010年一季度的民商事案件收案情况和同期的浙江省GDP作了对照分析，“司法领域诉讼案件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晴雨表”。浙江省高院办公室副主任唐学兵认为，金融危机同时也是一个多年难遇的机会，从中可以剖析经济和司法的关系。

　　民商事收案数与经济发展的负相关

　　根据浙江省法院绘制的2007年至2010年一季度浙江生产总值和民商事案件收案数的走势图分析，总体上生产总值曲线图与民商事收案数的曲线图走势相反。在生产总值上升时，民商事收案下降，反之亦然。

　　记者从浙江省民商事收案和浙江GDP的K线发现，2007年四季度到2008年一季度、2008年四季度到2009年一季度均出现了收案高峰，而同期也出现了GDP的大幅滑落。而2009年三季度到四季度GDP强烈反弹的时期，也出现了民商事收案的大幅回落。

　　根据数字分析，2008年浙江民商事收案比2007年增幅高达32.26%，而2009年同比增幅放缓至7.58%，而2010年一季度收案比2009年一季度下降了7.47%，“浙江经济在走出谷底。”浙江省高院办公室副主任唐学兵分析说。

　　经济影响民商事收案结构

　　浙江高院有关人士分析，2008年以来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企业资金链断裂严重。由于企业资金链断裂危机的传导性强，易引发系统风险，反映在民商事案件的收案结构上，2008年浙江全省法院受理劳动纠纷案件上升127%，2008年和2009年浙江全省法院受理的金融纠纷案件同比分别上升40.7%和14.38%，民间借贷纠纷同比分别上升60.56%和22.92%，都大幅度高于同期民商事案件收案升幅。这反映了金融危机背景下部分企业资金链断裂、经营困难的现实。

　　杭州西湖区人民法院立案庭副庭长陈辽敏连续几年都是浙江省的办案冠军法官，去年办案高达1363件，平均每天办案近4件。据她告诉记者，金融危机下同一被告的系列案件往往是连锁反应：先是供应商为了货款的合同纠纷，接下来就是银行以及民间借贷纠纷，最后就是员工欠薪导致的一堆劳动纠纷。“往往一开始企业还有人来应诉，后来案子越来越多，企业人也不见了。”

　　不过陈法官告诉记者，去年下半年开始，类似的案件就很少了。

　　而浙江省绍兴法院一位曾经参与中国最大印染企业绍兴江龙资产重组的法官告诉记者，当时企业老板跑路，引发的诉讼超过800多起，大多是金融纠纷、合同纠纷以及劳动纠纷。

　　而就在最近房产新政后，杭州西湖区人民法院立案庭副庭长陈辽敏已经接到了不少人关于房屋买卖合同纠纷的咨询电话，例如房产新政导致的按揭变化是否算违约等等，她觉得接下来肯定会出现一批类似的诉讼。“现实经济的一举一动大都会反映到法院。”

　　浙江外向型经济结构影响民商事收案结构

　　浙江高院有关人士分析，浙江是出口依存度较高的省份，国际经济与浙江经济发展的关联度相当大。涉外案件在2008年和2009年都大幅上升，同比增幅分别达到33.74%和47.17%。

　　浙江司法对策初见成效

　　浙江高院院长齐奇在一次讲话中透露，2008年3月浙江省高院在分析当年第一季度司法统计数据时发现，第一季度受理的民商事案件同比上升34.46%，其中借款、担保案件上升68.65%，劳动争议上升92.78%，民间借贷上升82.2%。

　　浙江省高院办公室副主任唐学兵告诉记者：“那时候宏观经济政策还是在防止过热进行经济调控，”但浙江省高法根据2008年一季度极其罕见的的民商事“诉讼爆炸”，判断浙江经济不但不是过热而是有走冷的危险。浙江高院专门给浙江省委省政府报告，提出了经济形势变化下的司法对策。

　　浙江法院针对企业资金链断裂引起的大量纠纷，先后确定相关法院集中管辖一些重大案件，如绍兴中院集中管辖江龙一案，所有涉及该企业的800多起案件统一由绍兴中院审理。“这样可以平衡债权人利益”，浙江省高院办公室副主任唐学兵认为这对启动重整程序至关重要。

　　对于涉案企业的资产查封，“也是尽量不作贴封条的死封”。唐学兵透露，不贴封条的“活封”不允许企业转让资产，但可以维护企业正常运转，这样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利益都能得到维护。

　　对于企业的银行债务，倡导“银企合作”，提倡银行和企业共度难关。

　　对于处置职工讨薪案件，浙江法院摸索出“建议政府垫资、职工出面起诉、法院查封资产、政府派员看管、法院快审快结、优先归还政府”的应急处置模式。

　　据了解，浙江法院集中管辖案件2500多起，涉及25家行业龙头企业，目前已经实现11家资产重组。

　　“保企业、保民生、保稳定”，浙江省高院院长齐奇认为人民法院负有通过能动司法保障经济社会稳定和谐发展的使命。(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