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资：固守，还是突围？

　　扩张的浙资，除了资本的逐利特性所造成的冲动之外，尚需一个内在的机制帮助浙资完成投资领域、方向、方法上的理性化变革

　　并不特别挺括的简单衬衫，布鞋，林阿信的着装非常普通。很难想象，林阿信是一个在实业领域驰骋过，如今又掌握几亿随时在找投资项目的VC(创业投资)。

　　高中时代就开始兼做电风扇生意，并把电风扇卖给老师的林阿信，1988年靠做儿童磁性写字板，获得了第一桶金。随后，他看到国内餐桌上流行日本豆腐，又瞄上了制作日本豆腐的机器。在十几年前，别人争当万元户的时候，林阿信早已是百万身家。

　　在改革开放以后，大多浙商都和林阿信一样，靠做不起眼小商品的制造业起家，依靠菜刀、剪刀、皮刀、剃刀、螺刀“五把小刀”，从一个个小厨师、小裁缝、补鞋匠、理发师、修理工，变成了腰缠万贯的富翁。横店影视集团老板徐文荣原来种地，饰品大王周晓光原来则是一个走街串巷的女货郎，打铁的鲁冠球成就了万向，修鞋的南存辉打造了正泰集团。而整个浙江的民营经济也逐渐发达，义乌从货郎担演变为以小商品为龙头的商贸经济；东阳以“百工之乡”诞生了建筑经济；永康由“钉秤补铜壶”形成了五金经济，浙江全省则成为中国轻工产品的生产基地。

　　这种市场自发的演进，从20世纪70年代末一直持续到90年代末，浙商们也较早地在制造业发展中完成了原始积累，创造了令世人惊讶的财富传奇。

　　在完成原始积累后，草根出身的浙商资本，率先进入了扩张阶段。

　　但扩张的浙资，除了资本的逐利特性所造成的冲动之外，并没有一个内在的机制帮助浙资完成投资领域、方向、方法上的理性化变革。除了富有、守信这些成功商人大同小异的标记之外，浙商们也亟需一个主导性的价值观和有吸引力的商业理论。

　　而在一个投机氛围日益浓重的诱导性市场里，赚钱，尤其是赚快钱就成了许多浙江商人的多数选择。炒楼、炒煤、炒地皮，什么赚钱快就炒什么。资本使用方式上的这种选择，无形中却成为浙资突围的壁垒。

　　实业难做，操盘热钱

　　最初，林阿信“做的实业都是不起眼的小商品，犄角旮旯谁都看不起的买卖我们都做”。卖过电风扇、写字板、制作日本豆腐的机器，但这只是他做过的一点点生意而已。林阿信告诉记者，如果把他做过的生意一年一个来算的话，他将老得不成样子。他深信自己的“商人天分”，自称“做小企业的基本功没有几个人比我扎实”。

　　在改革开放初期，浙商一开始在产业结构的选择上都是以市场为导向，单个企业规模不大，产品也“小”，所经营的皮鞋、服装、眼镜、打火机、低压电器等几乎全是科技含量低、资金投入不多的商品。

　　但是，30多年过去，浙江的很多中小企业仍旧停留在低层次的产业集群格局里。“浙江块状经济高速增长近30年，人均GDP从300美元增长到4000美元，却没有发生明显的产业升级，这是世界经济史上的一个奇迹。”浙江大学区域与城市研究中心主任陈建军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这样表示。

　　在陈建军看来，浙江能长期维持“低、小、散”的增长模式，并没有多少秘密：除了产业集群的分工模式有利于整体降低成本外，自由流动的低廉劳动力使得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竞争优势得以长期存在是关键原因。但是，如今浙商赖以生存的融资、效率、模仿等所谓优势几乎荡然无存。

　　“现在做外贸的浙商，基本上很惨，倒闭的，破产的，巨亏的都有。坚持下来的都累得半死却不赚钱，利润率只有1%至3%，只能勉强发工人工资，做企业已经越来越难赚钱。”林阿信说，企业处于这样的微利状态，并不是他自己的企业所独有的现象，而是十分普遍。

　　浙江省台州市经委主任张锐敏曾对媒体介绍，金融危机后的台州市，2009年上半年GDP增幅仅为4.4%，居浙江省末位，以民营为主的工业增加值负增长是主要原因。

　　实业难做，投机性投资有风险，面对这两个选择，大多靠小商品制造业起家的浙商还是选择了后者，即使仍然坚持做利润不高的实业，也兼做投资。

　　2000年，林阿信除了保留自己的浙江阿信机械有限公司以外，开始进军房地产。2000年，上海的房地产业开始回暖。林阿信认为这是“申奥”“世博”经济的开始，他洞悉到，上海的地产业即将迎来一个高峰期，城市空间向郊区拓展亦成大势所趋。于是，他从一个炒房游击军转为正规军，成立了上海洋山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那段时间，林阿信每天都开车到各个郊区县、镇转悠，了解当地的开发政策，寻求市场投资空间和有价值的地产投资项目。之后，林麾下长袖善舞的资本在随后几年中开始在上海各处开花：上海南汇区一家五星级酒店和高档写字楼、嘉定“万商灯饰城”、崇明“中华蟋蟀馆”、直至2007年10月封顶的“东上海商业娱乐中心”——“汇港国际商务广场”。

　　在这期间的2004年，林阿信还斥资3亿，在极短的时间内盘活了天津最大的烂尾楼项目“中山商厦”，他也因此被媒体称为“炒楼大王”。

　　据浙江省工商联资料显示，进入21世纪初期，浙商由于制造业的利润微薄而尝试进行大规模的市场转型，资本流向出现了三种趋势：一是自成体系的金融信用周转体系建立起来；二是大量资金和企业家迅速流进东欧，形成浙商境外群体；三是大量过剩资本投入房地产市场，使浙江的房地产业投资很快发展起来。

　　事实上，从企业里面分流出的大量资本不只流入了房地产，更多的浙商选择了多元投资，其投资的领域大多蕴涵高风险，但也同样有高回报。温州中小企业协会会长兼投资协会会长周德文提供的数据显示：仅从温州一地来看，民间资本在房地产市场投资有近2000亿；2002年，由于煤炭消费和价格都大幅提升，在煤矿投资500亿；2003年，棉花减产，棉价上升，在新疆投资棉花产业30亿元；2007年，油价上涨，在中国西部及国外投资油井50亿元；2010年，在海南房地产投资35亿。做制造业遇到的诸多瓶颈，使得这些浙商摇身变为了热钱的操盘手。

　　“短视，还是短视！”

　　靠实业起家，对实业又异常钟情的浙商为什么在制造业转型上难见起色？在暴利的诱惑下，为什么浙商能够轻易地“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放弃潜心专注于一个产业？

　　“这主要源于浙商出身草根的特性。”2009年从迪拜归来的浙江省瑞安市仙岩镇河口塘村的商人郑远告诉记者。

　　2001年，郑远和几个合伙人前往迪拜。既不懂阿拉伯语，又不懂英语的郑远，从一开始在40多摄氏度的高温下走街串巷摆地摊，卖浙江的小商品，发展到收购商铺。“能够在迪拜站住脚跟，主要是靠从家乡温州源源不断输出的价格低廉的小商品。”郑远说。

　　“迪拜是世界自由港与投资天堂。”郑远说起迪拜停都停不下来，“所有国际资本在这里进出没有什么管制，设立公司非常方便，营业税、所得税几乎全免，企业赚到钱后可以自由带走；迪拜大手笔规划、大规模建设，国际资本云集，蕴藏巨大商机；中东地区水比石油贵，制造业不发达，大量轻工产品依赖进口，中国制造的商品大有可为。”

　　但是，在迪拜让郑远一直耿耿于怀的就是不管企业规模如何，他都难以进入当地主流。“能做的只是外贸相关的上下游，很多印度人英语好、水平高都还很容易进入中产阶级。”积累了财富并没有让郑远觉得底气很足。

　　虽然浙商内部存在宁波帮、龙游帮、温州帮等不同的地域商人板块，不同地域的浙商又有不同的历史传承和风格气质，以及不同的投资重点和产业优势，但第一代浙商的主体，仍然主要由文化程度低、企业规模小、人力资源不足、经营手法平实、赚钱不论多少的“草根企业家”构成。在中国的诸多商帮中，浙商在历史上的名气不如晋商、徽商大，一定程度上与其传统的产业结构低也有密切关系。

　　据浙江工商联资料显示，早期的浙江商人，70%以上只有初中以下学历，近80%出身于农民。第一代浙商的产业一般都层次较低，规模较小；企业类型多是家庭制为主，从事的产业也较传统，很少有高新技术和创新型企业。其平均规模，也要比全国水平小1/4。

　　草根的特性，使得像郑远这样的浙商既能够在创业初期，凭借吃苦耐劳的品性在竞争中胜出；但也对以后的发展形成了限制，在提升产业水平、进入高新产业领域的转型中，这一点尤其明显。浙商企业比照深圳等地的一些企业，更是相形见绌。深圳不少企业往往能够专注主业，不断重构和创新商业模式，从而成为国内行业的领军角色，乃至成为令人瞩目的全球企业，诸如华为、中兴通信等等。

　　郑远最后还是选择了快进快出的房地产业。

　　2002年，迪拜开放房地产市场可供境外人购买，郑远开始在迪拜“置家”，“大概有5%的人在那里购房，几百人吧，用的都是闲钱。”

　　迪拜中国城房地产交易中心的数据显示，几年来迪拜房地产投资回报率从2006年的100%，到2007年的50%，再到2008年的10%，一路下跌，从2008年10月金融危机影响以来，迪拜房价下跌50%以上。“在迪拜有实业，再来买房的基本都没什么损失，后来跟进有炒作嫌疑的都损失不少。”郑远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让郑远的外贸生意亏损不少。郑远曾经一度陷入对低成本复制的制造业的焦虑，“谁都想转型，可不是谁都能转型，你能指望草根来转型吗？”郑远说。

　　2009年迪拜危机发生之后，郑远卖掉当地的商铺回到浙江，但仍保留了一些迪拜的房产项目。随后郑远开始在国内攻城掠地，买房无数。2010年，郑远看好广西东盟自由贸易区，就在广西北海“储存了房子”，并投资了香格里拉的钼矿。

　　“已经不再想做实业了，太辛苦。一锤子买卖就能使企业赚得钵满盆溢，谁还会去花十几年的积累去搞以技术为本的创造？”郑远非常坦诚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在短期利益的驱动下，短视，还是短视！”郑远非常清楚自己的弱点。郑远觉得，浙商“看上去是群最能赚钱的中国人，其实更像是新经济的落伍者”。在郑远的心目中，马云、陈天桥这样的商人，并不是浙商的主要形象，而是凤毛麟角的异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