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钱好凑，大钱难聚

　　浙江的民间资本到底有多少？2010年5月17日，在“2010中国(温州)民间资本发展高峰会”上，温州市市长赵一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温州是中国民间资本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据不完全统计，流动的民间资本达6000亿元，且每年以14%的速度快速增长。”

　　一个温州的民间资本就有6000亿，加上同样不逊色的宁波、绍兴、杭州等地，浙江民间资本究竟有多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想从浙江省多个部门找到一个相对精确的数据，但均无所获。很多部门表示，民间的资本很难进行准确的统计，是一个“不能确定的谜”。但不可否认，那是一个不能忽视的数字。

　　但，为什么浙江民间资本多集聚投资在同一地区和领域？上海、广州、深圳等地也有大量民间剩余资金，为什么很少出现“人抱团，资金更抱团”的情况？为什么浙商资本如此喜欢“炒作”？

　　一个解释是，“这主要得益于浙江丰厚的民间资本和灵活的民间融资渠道。”浙江省民营经济发展中心事业发展部主任卢华雄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浙江民营经济在发展的初期，几乎没有得到政府、银行等的资金支持。据《浙江改革史档案》中的资料显示：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81年，32年中国家投入到温州的全部资金只有6.5亿元。加上80年代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从投融资规模小的县城撤退、农村的合作基金会的清理整顿以及农村信用社改革等原因，为小规模私营经济和个体农户提供信贷支持的农村金融市场主体一直处于缺位状态。

　　林阿信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刚听完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的讲座，他借用鲍威尔的话说：“中国经济的50%是由中小企业贡献的，可是他们得到的银行贷款才不到5%，大部分的银行贷款流进了国企。而在美国，这种状况正好是倒过来的。”

　　也因为此，作为中小企业大省的浙江，地下金融一直非常活跃。

　　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浙江民间就逐步出现了有组织、无机构的各种金融会(如标会、摇会、抬会、合会、呈会)和“地下钱庄”。民间借贷的利息，高者年息可达30%～40%，短期甚至开出月息50%～120%，一般也有15%左右。在高利贷的诱惑下，浙中、浙南等地方，只要家中有闲钱，几乎人人放贷。不少人甚至将房子抵押到银行进行个人贷款，或者直接将房子卖掉，进而把钱投入到借贷市场中谋取高利。

　　据温州市信用担保协会提供的资料显示，截至2008年，温州地区个人借贷的总体规模无法准确预计，但约为1000亿元左右。各种类型的地下钱庄数量约为1000～1500家，融资性民间金融合计2220亿～2970亿元。

　　比如浙江平阳煤矿老板林文，最初买煤矿的钱中，一部分来自地下钱庄高利贷，一部分来自上百个家庭“搭股”。所谓搭股，就是只要有高利润行业出现，亲戚或普通百姓将闲散资金投入这个行业，集体进行炒作，“搭股”“跟风”。“在温州，资金流动特别快，谁家的几万块钱哪怕有1个小时的闲置，一些贷款中介都很清楚，都会拿来用一下。”林文说。

　　温州中小企业协会兼民间投资协会会长周德文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将这种充分利用金融流动性的机制称为“蚂蚁经济”——“一旦找准事物，大蚁群随后就过来，资本可以迅速地围绕着利润和商机积聚起来。”一种产业、一个产品、一种模式很快就会在一个村、一个乡、一个县中蔓延开来，“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不断积累财富，最后形成群体性的对外扩张。

　　因此，浙商之所以“厉害”，在周德文看来，最重要的核心，其实是由浙商资本的灵活性和金融借贷发达程度所造就。深厚的民间基础和庞大的草根群体阵容，构成了浙商凶猛的底色。

　　“钱小好聚，就适宜炒作。比如不用温州所有人都去炒大蒜，只要三五个人就可以在三天内聚集4个亿，4个亿足以炒起大蒜的价格。”林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但在林文看来，想进行产业升级，想进入垄断领域，这些钱、这样的方式都只是“毛毛雨”。

　　浙江产权交易所的党支部书记和副总经理徐王婴也不认同浙商“游资”的凶猛，“浙商资本聚集靠人脉、地域和圈子，但是人脉和地域是有限的，不如一种体制、机制和文化。”徐王婴认为，如果能够通过股权投资盘整民间资本，积沙成塔，反倒可以成为促进产业升级的力量。

　　2010年1月，浙江省成为全国未上市公司股份转让试点省，其他地市将先后挂靠在浙江产权交易所运行。作为浙江产权交易所的党支部书记和副总经理，徐王婴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要引导浙商群体把资金引向实业发展，而不是简单的投机。”

　　但是，资本的逐利性使得当产业资本的回报率不理想时，产业资本还会继续脱离产业流转于其他高回报领域，只有当产业资本的盈利能力回升到一定的平衡点，脱离产业的资本才会回到产业当中去，而这一过程有多长，则取决于产业升级更新的速度。

　　“假如只学会了抓住机会，你永远只能做个商人。机会不会随叫随到，用制度、文化、人才等辅助手段，把机会做大做强，从商人晋级到企业家，这是最大的挑战。”浙商之一的马云，显然对浙商的转型深有感慨。

　　“对于浙商来说，最根本的敌人，不是其竞争对手，而是其眼前的利益。”浙江商人王基正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担心，如果浙商资本得不到合理的疏导，而产业升级换代又步履过慢，任由资本投机的本性横冲直闯的话，则浙商这一群体，也恐怕很难摆脱历史商帮的宿命。

　　“炒楼大王”林阿信开始了自觉转变。2006年3月，林阿信在上海成立了首华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做起了创业投资。11月，第一笔3000万元基金到位，钱主要来自他旗下的实业公司及其他上海温州商会成员。2006年底，首华创投开始介入位于上海某高科技园区的两个网络公司，这也是这个公司的第一期主要项目。第二期，林阿信募集了2亿资金，项目涉及网络和医药。第三期则与嘉兴当地政府合作，设立2个亿的首华创投浙江基金，通过政府平台在嘉兴南湖寻找高科技和高成长性的企业进行投资。

　　“我们要从简单的制造业或者小商品贸易上解放出来。”林阿信说。林阿信最终的选择，也使他彻底告别了“炒楼大王”的昔日辉煌，而成为一个职业V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