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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在线07月22日讯这是一个数量近1亿的庞大群体，出生于上世纪80年代之后，生长于农村、打拼于城市，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让他们有了一个共同的称号——新生代农民工。

　　在温州，新生代农民工占了企业农民工总数的七成以上。与老一代截然不同，他们受教育程度略高，不少人甚至没有农业生产经历，不愿再回农村；他们筑梦城市不仅为了“养家糊口”，更想通过努力摆脱单调灰暗的生活；他们在梦想和现实的天平中寻找着平衡……

　　当前，这一特殊群体的生存状态，正在影响温州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为此，本报记者在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吉尔达鞋业、瑞安人本鞋业、永嘉伯特利阀门、乐清合兴集团、苍南盛宇集团等五家企业进行了的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指数抽样调查，试图通过这一群像的素描，解开新生代农民工在温生活的“密码”。

　　本次调查以问卷与访谈的形式进行，总计发放问卷1000份，回收有效问卷750份，被访问者年龄分布是“80后”占70%，“90后”占30%；学历分布是初中40%，高中或职高45%、大专9%、本科及以上5%。

　　渴望能够“赚”来幸福

　　倩倩说：“我不想像机器一样只为钱而工作，我眼中的幸福就是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上个月，来自安徽的20岁小伙子唐陆平跳槽了。此前，他是苍南一家小服装厂的普工。现在他在盛宇集团。他说：“两家企业的工资差不多，但在大企业能够学到更多东西，发展机会也多一些。”在这里，他可以每周去一次盛宇职工书屋、参加一次厂里组织的技术培训。

　　显然，染了黄头发、在右耳打了耳洞的唐陆平不同于他的前辈。同样来自于偏远山区，他进城务工的目的不再是单纯为了“挣票子、盖房子、娶妻子、生孩子”，而是希望让自己的人生有更高的起点，有更好的发展。

　　“挣钱很现实很迫切，尤其是在温州这样生活成本不低的城市里。但赚钱绝不是我的唯一目的。”来自福建的女孩魏倩倩说。她在鹿城双屿一家鞋企上班，每个月拿到的工资是1800元。这样的工资收入，魏倩倩不嫌少。因为这已经能解决她的温饱问题，还能供她去附近的商业街买买衣服和化妆品。“我不想像机器一样只为钱而工作，我眼中的幸福就是过自己想要的生活。”倩倩说。

　　在记者收回的750位新生代农民工有效调查问卷中，有44%的人都认为福利待遇、工厂环境是自己选择就业时最看重的因素，有36%的人最看重的是未来的发展机会，只有20%的人表示最看重当前工资收入。

　　由于追求不同，这些新生代农民工对职业的计划也与父辈完全不一样。对于未来几年最想做的事，接受调查的新生代农民工中有57%的人选择了找份有前景、待遇更好的工作，21%的人选择创业当老板，12%选择加入城镇户口、把父母配偶子女接来或者找对象等，只有10%的人希望现有老板提高工资。

　　采访手记：

　　物质生活的逐渐丰富，正使新生代农民工的需要层次由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他们不仅仅把进城务工看作是养家糊口的渠道，更看作是谋求发展的途径；他们不仅注重工资收入，更注重自身技能的提高和权利的实现。

　　企业应重视员工的需求变化，给他们一份有尊严的工资，同时把满足他们发展自我、实现价值的需求纳入到企业发展规划中来，让新生代农民工从内心生出希望。

　　渴望能自由地谈婚论嫁

　　赵晖说：“我渴望爱情，但现在只能用‘熬’来度过”

　　20多岁正是谈婚论嫁的黄金年龄。然而，无房、收入低、社会地位低，在生活空间和工作范围内所接触的异性很少——这些现实问题依然成为新生代农民工追求幸福的一道道难以逾越的门槛。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在750名受访者中，有54人对自己的感情和婚姻现状不满意，300人认为一般，超过了受访人数的一半。在婚恋主要困难的调查选项中，有44%的人选择了经济基础差、25%的人认为没时间在一起，25%的人觉得漂泊生活难觅知音、还有6%的人认为父母家人反对让他们很头痛。

　　“我现在一个月才赚1000多块钱，工作也不稳定，哪个女孩肯跟我。就算有，没有经济基础的爱情也不会长久的。”做了多年普工的小陈颇有些无奈地说。据了解，因为囊中羞涩，不少新生代农民工都不得不暂时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去，而把爱情和婚姻“搁置”起来。

　　来自河南的邱春红现在有一个老乡男友，但不敢告诉父母。“担心父母会反对，他们觉得既然我进城了就应该趁着年轻在城里立足，如果再找一个同乡，以后难免会回到农村。”邱春红现在最大的希望就是和男友一起努力，改善现有生活，通过实际行动获得父母支持。

　　对于单身的农民工来说，多数人表示知音难觅是因为生活空间和工作范围内所接触的异性太少。年仅30岁的农民工赵晖说：“现在的相亲大会多以白领为对象，外来民工难以融入，以盈利为目的的婚介所又让我们‘很受伤’。我渴望爱情，但现在只能用‘熬’来度过。”

　　采访手记：

　　尽管当前新生代农民工的择偶观念正趋于城市化、多元化、自主化，但在婚姻情感面前，他们依然是弱势群体。

　　远离家乡和亲人，社会关系和社会资本较为薄弱，加上心理承受能力和心智发展不够成熟，爱情，这种本来最急需的情感却受到了过分压抑。对此，农民工又很难凭借自身能力形成有效的心理压力分担机制、心灵创伤的消弭机制和生理压抑的消解机制。

　　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的婚姻爱情以及对他们的心态所带来的影响，创设良好环境和平台，想方设法减少由体制所带来的阻碍，理应成为企业和城市管理者考虑的课题。，如果不努力肯定不会幸福。”

　　渴望有平等的社会权利

　　丽云说：“我希望的幸福就是能早一点从农业人口转为城镇居民”

　　虽然湖北老家有几分田地，但24岁的周晓照仍选择来温州打工。谈及外出务工的目的，他说：“我不想再过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我要体验城市生活。”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对于农民身份普遍没有认同感，他们的心理定位更趋向于产业工人。在接受调查的750位新生代农民工中，只有68人认为自己是农民身份，有630人认为自己属于工人群体，占比84%。另外还有小部分人认为自己是城市白领。

　　安徽省怀远县河溜镇的陈立克在瑞安人本鞋业务工。但出身农村的他，从没有感到自己是农民。每天上班、下班，生活规律和城市普通工人基本没有什么差别，每个月1000多元的基本工资，并根据流水线产量拿奖金。“我现在的生活状况应该算是个工人，即使以后回老家，我不会做农活，不可能会在家种地。”

　　吉尔达鞋业工会主席黄远辉表示，他们厂里老一代农民工经常会在农忙期间回家务农。而新生代农民工则不谙农事，很少有人请假回家收割庄稼的。“他们的‘恋土’意识明显较为淡薄，心理更倾向于城市生活。”黄远辉说。

　　记者在调查中还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尽管进了城，却普遍存在城市归属感弱的边缘化意识。在此次调查中，对于自己的“社会地位满意度”这一项，有240人表示不满意，340人表示一般，只有160人表示满意。

　　“由于户籍原因，我们在就业、培训、社会保障等不少方面都受到限制。眼下最让我忧心的是孩子的入学问题。”今年27岁的务工者陈丽云说。她的女儿从4岁起就跟随她和丈夫来到温州，今年已到了入学年龄。为了让孩子在城里稍微好一些的学校读得上书、读得起书，今年夏天陈丽云在教育局、学校、工厂之间奔波了许多趟。

　　陈丽云说：“我希望的幸福，就是能早一点从农业人口转为城镇居民，拥有和城里人平等的社会权利。”采访手记：

　　新生代农民工身上呈现出理想与现实矛盾的特征，他们希望能够融入城市，但又认为自己不能完全融入城市。

　　这种身份认同危机，来自现实的户籍制度、就业制度、教育制度等，是各种权益的缺失。也就是说，和第一代农民工一样，新生代农民工要融入城市生活最大的“坎”，仍然是体制障碍。

　　或许只有通过制度改革消除这种差异，才是新生代农民工实现就业突围、教育突围的根本之道。

　　渴望享受城市文化生活

　　杨明说：“我喜欢上网，可宿舍没有网线；想看电影，可周边根本没有电影院”

　　K歌、泡吧、看电影、上网……这种休闲娱乐生活对于“90后”农民工张琦来说，有着深深的吸引力。“在老家几乎没有接触过，感觉很新鲜很向往，现在只要有空我就会往公司的员工俱乐部里钻。”

　　张琦显然是眷恋城市文化的典型代表。不过像他一样满意现有精神生活的农民工，只占到被调查人群的30%，而有70%的人表示并不十分满意。

　　在双屿某企业打工的26岁小温说：“工厂在郊区，周边没有什么娱乐场所，要去市区起码要坐一个来小时的公交车，我有空主要还是在宿舍里看看电视。”

　　来温两年多的杨明也感觉颇为无奈：“我喜欢上网，还自己攒钱买了一台电脑，可宿舍没有网线；书很贵，一本动不动就得十几元钱；看电影就更不用说了，周边根本没有电影院。所以有时候我就主动要求加班，还能挣点加班费。”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凡是工厂里配置了职工书屋、电子阅览室、职工俱乐部的，或周边公共文化设施比较齐全的企业，员工对精神文化生活的满意度会相对较高，反之则要低很多。在那些尚不满意的人群中，睡觉、逛街、看电视、聊天占据了他们主要的业余时间。

　　此次调查还发现，能否参与培训也是影响职工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方面。有六成的新生代农民工希望业余时间接受教育培训，提升自我。也有40%的人表示，平时工作太忙，企业主在这方面考虑得太少，使得他们几乎没有时间和机会接受培训。

　　采访手记：

　　文化需求是人的较高层次需求。当新生代外来务工人员的物质需求逐步得到满足后，精神文化方面的需求就显得格外突出和迫切。目前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匮乏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经济原因，农民工收入低，文化消费能力不强；二是社会原因，即企业和社会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需求尚未给予足够的重视。

　　希望企业和社会能给予新生代农民工更多的人文关怀，让更多农民工享受到免费的图书馆、博物馆、科技馆等公共服务资源。

　　杨晓平：现在说幸福还为时过早

　　当记者提及“幸福”二字时，杨晓平摆摆手说：“现在说幸福还为时过早，努力以后可能会幸福

　　这是普通的一个上班日，在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一间简陋的出租房中，25岁的湖北籍员工杨晓平照例在早上5时45分起床，简单洗漱、吃完早餐后，就赶到自己所在的鞋厂注塑车间上班。如果不算加班，这一天他也要在车间里呆上近10个小时。

　　杨晓平来温州已经2年了，之所以没有住在工厂宿舍里，是因为前段时间有了女朋友。为了能有一个相对自由和私密的空间，他在工厂附近租了间小房子，十来个平方米，一张床、一个小衣橱，什么家电都没有，月租金160元。

　　“搬出去以后，生活上自由很多，没有那种约束感和压迫感，不过经济上却有些紧张了。”杨晓平现在一个月能赚到1600元，除去吃饭、电话费、交通费和少量的娱乐费用外，过去每月能攒下六七百元。现在房租、水电费一交，所剩就不多了。

　　每个星期日的早上，杨晓平都会坐在公司的电子阅览室里上一个小时的网，有空的时候他还会去职工书屋看书，和同事们打乒乓球。他说：“我们企业算好的，职工文化设施比较齐全。我那些在小工厂里上班的老乡，除了睡觉、聊天就基本没事可做了。”

　　杨晓平的女朋友小叶是他的湖北同乡，今年22岁，在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一家电子厂里务工。两人是在一次联谊活动上认识的。“我觉得她朴实勤劳，也比较有共同语言，相处得不错。”自从交了女朋友，晓平感觉自己的生活充实了不少。两个人可以一起参加娱乐活动、有心事时相互倾诉，过年过节也能结伴回家。

　　不过，也正是有了对象，杨晓平突然感觉身上的担子重了。“以前没想那么多，现在就不得不考虑结婚后的家庭费用了。特别是以后有了小孩，如果再赚这么点钱根本不够用。”谈到这里，杨晓平的脸上浮现了一丝忧虑，现实的经济问题让他有些无所适从。姜剑 调查统计 潘颖颖 吴露露 徐雯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