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人民日报》海外版7月16日报道，民政部社会公益与慈善事业司司长王振耀今年56岁，在民政部前后做了三任司长，6月21日，他正式告别公务员生涯，以及级别和待遇，转身做了一名“教书先生”——辞职担任了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并任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
据报道，王振耀是北京大学法学博士，有“学者型官员”的名声，在村民自治、救灾慈善、民主改革等领域都有不菲的研究成果。他常挤地铁，手机号码印在名片上，是位公认的“平民官员”。对王的辞职，民政部领导曾进行过挽留，王也曾犹豫，不过最终他还是辞官而去。
官员辞职在外国不稀奇，做官或重操旧业、另谋职业都是常有的事。按理说，领导干部自愿辞职在如今的中国也属正常。《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有“实行党政领导干部辞职制度。辞职包括因公辞职、自愿辞职、引咎辞职和责令辞职。”第五十八条还对自愿辞职做了具体规定，除涉及国家安全、重要机密等特殊职位任职且不满解密期限，重要公务尚未处理完毕等特殊情况，允许自愿辞职。
然而，由于文化、历史以及待遇等原因，理论上说得通现实中未必行得通，如果不是迫于无奈，官员辞官不做，还是让人感到意外和另类。其实就连王振耀本人在接受网易专访时也希望网友接受他这个有点“另类的人”。王振耀辞官果然是一个不小的新闻，在百度上一搜，立即显示出49万多条信息，且多与他辞职有关。
只有犯严重错误、犯法而做不成官，否则，几乎是有进没出、有升没降。在一个一旦当不成官或降级别人就会问你“是不是犯错误了”的文化氛围里，王的辞职注定会引发五花八门的揣度：被排挤，说错了话，升职无望……
由于官员多，在一些机关，如果不超编，许多人就没有适合的去处。最近媒体就报道了深圳市科技工贸和信息化委员会“一正二十副”，除了“一把手”，还有11个副主任、6个副巡视员、1名机关党委书记、2名担任下属中心主任的党组成员。根据深圳市信息公开目录，该市文体旅游局、卫生监督委员会的领导数量分别达15人和12人。这些领导干部中不乏能人，可以在更大的舞台上施展才干，但无奈官多位少。作为改革开放前沿、市场化程度较高的深圳尚且如此，此种情况在其它地方未必不存在。
早在50多年前，毛泽东同志就含蓄地谈到过官员辞职问题。1957年3月10日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他同新闻出版界代表谈话时说：“我也想替报纸写些文章，但是要把主席这个职务辞了才成。我可以在报纸上辟一个专栏，当专栏作家。”虽然话中更多的成分是对新闻出版工作者的鼓励，但也透露出他对官员辞职的认可。
随着改革的推进，政府职能的转变，以及党和国家对人才的高度重视，人才流动将会成为常态，也将推动党政机关人才流动。也许官员辞职的原因和去向各不相同，但若是能够突破“官本位”意识而去更适合自己的空间去发展，于公于私都有益。王振耀辞官是去做公益慈善事业，在官员自愿辞职仍属“另类”的当下，他能为事业而做出这个决定，更不容易，应得到理解和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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