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11月15日讯穿梭于温州瑞安的大街小巷，试着在高楼大厦间，留意那些荒芜后略显突兀的地块。

　　这些地方，多年前本是良田，后来有了新名称——“安置留地”。

　　涂了蓝色线条的白底围墙，围牢了这些遍布砖瓦和杂草丛生的“黄金宝地”，却围不牢它们衍生的资本增值魅力。

　　路过这里的人，有时会带着夸张的表情，指着这片荒芜，提及它们曾引发的疯狂。

　　“红证”——安置留地建房指标对应的凭证，有的村叫“旧村改造安置地分配计划证”，有的村直接叫“返回地分配计划证”，具体名称各不相同，连红色的封皮都由村里自己找人制作——成全了那时的炒作。

　　当“红证”被买进卖出就能让人赚钱的时候，已经没人关心，它所代表的是否只是一座“空中楼阁”。

　　直到“封杀令”到来，“红证”最终买家名单中，本村和外村人的持有比例，总体上几乎各占一半。击鼓传花的“最后一棒”们，这时才开始惦记，这本村里发的“红证”，能不能换成实实在在的房子。

　　随着“红证”所代表的住房指标“合法化”，“红证”风波逐渐趋稳，目前，其中600亩用于村民建房的安置留地，已进入了启动建设准备阶段。

　　我们试着寻找“红证”村落的样本，追寻政策不断调整的前后，演绎各方心态变幻；追问当下境况，展示后“红证”风波后的实时面貌。

　　“居者有其屋”的期盼下，逐利的资本从不计后果，而如何冷静面对、进而有效地平复这场风波，则考量着一方政府的政策智慧。

　　“红证”由来

　　政策平抑

　　瑞安上望街道九二村村民张文(应被采访者要求，此处为化名)，如今谈起“红证”这个话题，竟面露努力回忆的表情。

　　“好久没人提起这些事了，当初炒‘红证’就像一阵风，该发财的发财了，该倒霉的倒霉了……现在，一切顺其自然了。”张文笑着说。

　　话虽这么说，但真正想起“红证”闹猛的日子，张文依然是个“有故事的人”。

　　张文依稀记得，四五年前，村里不少地被征掉后，便有了安置留地这一说法。

　　在外人眼中，安置留地和一片抛荒的土地，看上去没什么区别。

　　然而，村民心里清楚，这片看上去荒芜的土地，蕴含着黄金般价值。

　　只是，他们很多人并不清楚，这般价值什么时候能“兑现”。

　　这种状况的成因，一是瑞安城市用地指标不足，返回给农村的土地审批艰难；二是直接交由“村集体经济组织”落实，有关征地各方的责任约定模糊；三是建设资金缺乏。

　　于是，有人开始嚷着，赶紧把地“分”了，这样至少能弄明白每家到底拿多少。

　　这种“分配到户”生出的红色封套凭证，大家习惯叫它“红证”。

　　张文说，爷爷当时“心太大”，让那本“红证”留在了家里，也躲过了之后的忧心，“政府下了文件，一切都结束了。”

　　张文口中的“文件”，是指2009年10月底，瑞安市政府出台的《关于进一步规范我市房地产市场的实施意见》。

　　这份文件明确表示，严禁村集体组织发放的“红证”上市流通，紧急叫停“返回地指标”买卖。

　　这道“封杀令”让之前的喧闹戛然而止。

　　资金骤然止步，“红证”的价格立即恐慌性暴跌，“价格最多下落了近四成。”张文说。

　　另一方面，手握“红证”的人，开始忧心：“红证”还值多少钱？这本村里发放的凭证，还能不能换成实实在在的房子？

　　今年9月10日，瑞安市终于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安置留地建设的实施意见》：2009年11月30日上报的“红证”最终买家，可以办理手续，将“红证”所代表的住房指标“合法化”。

　　只不过，“最终名单审查备案后的非本村村民，在申请办理土地证、房产证前，须向国土资源部门补交土地出让金，标准为1500元/平方米(按建筑面积计算)”。

　　而“严禁炒卖”这一块，也有了更明确的未来：“禁止建房指标转让、炒卖，禁止再发放任何形式的‘指标红证’。房管、国土资源、规划建设、工商、税务、公安、监察等部门要密切配合，通力协作，坚决制止炒卖‘红证’行为。”

　　“先天缺陷”

　　张文说，其实当初分“红证”的时候，并没引起多少风波。“这东西到底算不算数，大家都曾怀疑过。”

　　九二村当时的分配模式，大致是按人头算，“老人一般每人15平方米，年轻人55平方米，有孩子的夫妻一般77平方米左右。”

　　问题很快出现了，按照村里在安置留地上的建房规划，一套房子一般150平方米左右，而零散的分配面积，如“先天缺陷”般造就了一种尴尬。“即使房子建起来，基本上大家都凑不上一套。”

　　不少人面临的出路是：要么按市场价格，付清新房实际面积和返回地指标面积的差额；要么以较低价格，从本村别的村民手中再购买一本“红证”，扩充自己住房指标面积。

　　“大概2008年买卖开始频繁起来的，那时市场价一般3000元每平方米。不过，那时的买卖，仅仅是村民之间的。”张文说。

　　最容易出让“红证”的，一种是老人，一种是年轻人，“老人分到的面积少，而且他们习惯了住落地房，觉得‘格子铺’一样的高楼，住起来不舒服，干脆卖掉；年轻人想早点拿到钱，好去做其他事情，也就拿出来卖了。”张文说。

　　瑞安“纸”贵

　　不过，这种调剂状态，很快被瑞安渐涨的高房价，推上了另一个层次——炒作。

　　2009年年初，当村民们发现，离他们不远的安阳新区，某楼盘最高卖到每平方米两万多元了，他们显然意识到，自己手中的“红证”，不再是每平方米三四千元就能出售的了。

　　巨大的升值预期，让“红证”渐渐进入“洛阳纸贵”的状态。

　　“村头好像一夜间就冒出了数不清的中介。村里一些没事做的年轻人，没过多久就一个个买了二三十万的车了。”张文笑着说，这些年轻人，要么是卖了“红证”的，要么就是炒来炒去赚了钱的，“我当时是没钱，不然肯定也去炒了。”

　　有人开起了中介，专职当起了“红证”掮客；有人开始向银行或民间借贷，拼命进场买卖；更可怕的是，一些外地投资客也带着强大的资金杀入；传言，还出现了专门替公职人员炒卖的“马仔”……

　　2009年5月，张文的婶婶卖掉了手中的“红证”，每平方米5700元；到了10月，张文的爷爷去问价，已逼近一万元的价格了。“我爷爷当时没卖，他觉得肯定还要涨，至少会涨到1.4万。”

　　“他们都认为自己不会是最后一棒，总会有人拿出更多钱，继续疯狂下去……”张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