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日报11月15日讯 浙江日报近日刊登的“我的城市梦”连续报道,引起众多新生代农民工的共鸣。他们怀揣着进城的梦想,融入城市的道路却不平坦,普遍面临安身、立业、成家等难题。在稍感陌生的城市生活中,他们的表情复杂,困惑或许多于微笑,但内心并不抱怨。
他们常常感到身份焦虑:农村人?城里人?这是一道实实在在的难题
“我不知道我是谁?”今年29岁的陈平很困惑。
他的老家在兰溪市柏社乡下陈村,7年前来到杭州,通过4年自考拿到心理健康教育专业大专文凭,因很难找到工作,就开始把一些自己喜欢的文章编成书。6年里,8家出版社出版了他编的13本书,如《80后作家访谈录》、《横空出世90后:90后作家文学作品精选Ⅰ》等,并建立了个人品牌《文伍书系》。
现在陈平租住在兰溪县城。但让他困惑的是,每次向作者约稿,和出版社谈出版,陈平都不知该怎么介绍自己,因为没有一个确切的身份。“说我是农民,又不会种田;说我是城里人,户口还在村里。那么我是谁?”
愿景:希望能把《文伍书系》做成品牌,实现自身价值。希望业余人文工作者有个创业基金,享受奖励扶持等政策。
他们不知该去向何方:乡村是生长的地方,却回不去;城市是生活的地方,却不是家
“我早没工作了,因为怕父母担心,今年国庆放假也不敢回家。”25岁的陈江波说。
陈江波老家在义乌和浦江交界的山区。2006年,大专毕业后的陈江波,在宁波一家外贸公司工作,由于英语特长,很快成了业务骨干,每年有三四万元收入。去年开始,公司业务不佳,陈江波被辞退了,最后留下来的人员,都是宁波本地人。
他说,现在回老家,那会被人笑话,而且回去又能干什么?同龄人都在外面,村里没多少人熟悉。但在宁波,自己要呆下去也很难。“等这点钱花完了,我不知道该到哪里去,哪里才是我的家。”陈江波说。
愿景:期待外来工能够拥有同城待遇,哪怕失业了,也有保障和创业扶持的渠道。
当遭遇行业潜规则和行规时,他们默默承受,等待机会——改变自己的身份
25岁的黎晓是一家银行的外包工,也叫派遣工。
所谓外包工,其实是银行为降低人力成本,委托人才公司招人,他们的劳动合同和人才公司签,和银行没有关系。因为男朋友在杭州,黎晓就从江西来杭州,成了外包工,到现在和人才公司签的合同,也没有拿到。
她给记者看工资条,是每个月人才公司寄来的,基本工资是1200元,扣除养老金、失业金等“五金”,总和是353.46元,每月奖金是正式工的7折,有的银行是5折。
那么正式工呢?最低工资2200元,公积金是700元,年底还有一次性的上万元养老金和公积金,外加1万多元的商业保险,退休时光商业养老金可取十几万元。
“我们和正式工一样工作,但收入差距这么大。”黎晓告诉记者,之所以还要干这份工作,因为只要到了工作期满的年限,拿到了本科文凭,被评为优秀员工或拉到巨额存款等,就有机会被转为正式工。
愿景:我希望三年后能转正,同时也希望各个行业的这种派遣工早点消失,真正同工同酬。
恋爱、结婚等问题困扰着新生代农民工,成了进城的又一道坎
这两天,23岁的湖南小伙子邵裕庭,在老乡安排下,一轮接一轮相亲。
邵裕庭来杭已有6年,什么活都干过,这几年主要是拆装空调、搬运以旧换新的电器,今年刚投奔到一家大型家电公司。公司规定,客户如对安装不满意要求退货,那么他就要买下这台空调,这让他每次上门都小心翼翼。
邵裕庭说:“一年到头在外打拼,哪有时间找女朋友,何况也没那么容易?因为活动圈子比较小。”上次有好心人帮他介绍了一个,但对方一听是湖南的,掉头就走了。
在邵裕庭看来,找对象难,结婚之后的生活还会更难。“找杭州本地的,想都不用想,找一个外地的,以后结了婚,双方的父母接到哪里住?孩子在这里上学还是回老家上学?哪有钱买房子?”这一系列问题成了邵裕庭挥之不去的烦恼。
愿景:现在婚介公司很多,好像还没有为我们农民工服务的婚介所。其实,我们找对象更难,更需要社会的关心。
故乡在身后,城市始终隔着一层膜,尤其是高昂的生活成本,令他们望而却步
“我29岁了,女朋友26岁,我们想结婚,但是买不起房子,父母天天催我们回去,我们却舍不得离开,因为这里的企业对我们太好了。”在慈溪一家企业打工的陈德根很纠结。
陈德根是贵州人,老家在一个叫“栗木”的布依族村寨,2004年跟着女朋友到慈溪打工。由于他当过教师,擅长文字,被另一家企业挖走,做专门的文字工作。现在陈德根和女朋友每月有6000多元收入,开支2000元左右,给家里500元,剩下的钱都存起来,准备回老家结婚用,但他们舍不得离开这里。
他告诉记者:“我们留恋这里,现在回去也不习惯老家的生活了。但这里的房价太贵,想在这里安家,不容易。”
愿景:不期望房价跌到我们能买得起,但是期待多一些优秀外来农民工落户的政策,为想留在这里的农民工解决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