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浙江省杭州市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全力预防化解社会矛盾，注重解决源头性、根本性、基础性问题，有力促进了城乡统筹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其做法和经验多次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肯定和表扬。

　　浙江省委副书记夏宝龙说，杭州市在预防化解社会矛盾方面进行了很多创新，归纳起来，“杭州样本”的基本经验有三条：从源头预防减少社会矛盾，在基层就地解决社会矛盾，靠创新依法处置社会矛盾。

　　从源头预防减少社会矛盾

　　“杭州市注重在源头上预防减少社会矛盾。”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书记黄坤明向《法制日报》记者介绍，在杭州，凡是事关人民群众利益的重大决策和重点工程建设项目，都要事先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有效地避免和化解了一批不稳定因素。

　　12月10日，见到记者上门，余杭区的刘大爷露出了笑脸，连连称赞：“政府听民声顺民意，真是为民服务的好政府。”可谁知几个月前，他还在着急生气呢。原来，按原计划，政府准备在余杭区征地建设工业固体废物运输通道。刘大爷听到消息后急了，带人多次跑到市、区政府反映，说了一大堆理由，反对项目上马。市里进行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发现刘大爷他们说的有一定道理，决定原计划暂时不予执行。

　　“环境保护、城乡发展规划、重点工程建设项目经常牵涉到群众利益，稍有不慎，容易引发社会矛盾。”杭州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叶明介绍，从2008年开始，杭州市各级党委政府全部建立起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不经过评估的项目坚决不准上马。今年11个月，全市109个重点建设项目经社会风险稳定评估，7个调整计划，5个暂缓实施，2个停止实施。

　　送上锦旗，陶军满怀感激之情离开杭州。陶军是安徽滁州人，10年前，其父母在杭州环北小商品市场开店被安徽同乡周某杀害，后来，其哥哥和奶奶又先后离开人世，现在，还在求学的他生活陷入困境，请求政府帮助解决困难。

　　浙江省、杭州市两级政法委进行了调查，发现案件发生后，周某已被判决执行死刑，赔偿部分处理程序合法、执行到位，并无不妥。考虑到陶军尚未成年，求学生活负担较重，决定通过司法救助方式，向其一次性发放司法救助金26万元，这一信访案件终于得到彻底解决。

　　“司法救助制度有效减少了信访存量，有效减少了社会矛盾。”杭州市委副秘书长、政法委副书记孙云说，过去，许多案件往往由于赔偿补偿不到位而变成了信访积案。为破解这一难题，从2007年开始，杭州市和13个县、市、区建立起司法救助专项资金1400万元，目前已实施司法救助个案257起，累计救助金额1000余万元。通过司法救助，97.7%涉法涉诉信访案件得以息诉罢访。

　　在基层就地解决社会矛盾

　　黄坤明说，杭州市把推进三项重点工作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布局来统筹推进，在预防化解社会矛盾过程中，充分运用“平安杭州”建设这一平台，促进各类社会矛盾在基层第一时间就地得到解决。

　　2004年，余杭区乔司镇斥资100余万元，在政府办公楼边建了一座两层楼房，建立了浙江省首个镇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中心。

　　“一开始，许多问题只是些小纠纷。”镇委副书记梅云水说，但由于部门之间推来推去，当事人多方奔走、徒劳无功，结果时间一长，小纠纷变成了大矛盾。

　　病因找到了，乔司镇开始对症下药，他们统筹资源整合职能，把原先分散在各条线上的维稳职能集中到新成立的综治工作中心来，综治办、司法所、信访办、警务室、巡防大队……都到综治中心办公，统一接受群众来访，统一解决社会矛盾。

　　“目前，全市199个乡镇、街道都建起了综治联调中心。”杭州市委政法委秘书长施国强介绍，以人民调解为基础，集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和仲裁调解于一体的“大调解”工作新格局，第一时间把小矛盾化解调停在萌芽状态，避免小事变大事、民事变刑事，已成为化解基层社会矛盾的重要抓手。今年前11个月，全市97%的矛盾纠纷因此在基层得到成功调解。

　　医疗纠纷调委会、物业纠纷调委会……在杭州市，近年来涌现了许多这样专业化的调解组织。

　　“社会矛盾出现了新特点，传统调解方式已无法全部解决问题，专业调解因此应运而生。”杭州市司法局局长洪慧平说，仅下城区，区物业调委会今年已成功调解纠纷1457件，预防化解群体性上访44件。

　　“李哥，这是我刚买的山核桃，您尝尝。”家住西湖区古荡街道的许益伟与邻居老李亲得像一家人。谁能想到两个月前，两家人曾因纠纷诉至法院，闹得水火不容。由于驻法院人民调解工作室调解员的成功调解，带来了今天邻里和谐的新景象。

　　2005年底，杭州市率先在拱墅区人民法院设立人民调解工作室，建立诉调衔接工作机制。

　　“诉调衔接，就是司法局在法院设立窗口，派驻人民调解员参与法院调解。”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翁钢粮说，诉调衔接促进了法院审判的刚性、约束性与人民调解柔性、自治性的有机结合，方便快捷地化解了矛盾纠纷，真正实现了案结事了。

　　截至目前，杭州市已在13个县(市、区)法院及部分法庭设立人民调解室，派驻人民调解员60余名，平均每年调解民事纠纷在6万件左右，占同类一审民事案件数百分之十左右。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省司法厅联合发文，要求全省学习推广“杭州经验”。

　　靠创新依法处置社会矛盾

　　叶明说，杭州市注意预防化解社会矛盾与社会管理创新相结合、与“法治杭州”建设相结合，努力做到用法治思路考虑问题，用法治途径化解矛盾，用法治规范推进社会管理创新。

　　12月13日，杭州市萧山区宁围镇人民调解员金成康喜滋滋地拿到了2000元区政府奖励金。

　　“以前调解一起纠纷，只发10元补贴，人民调解员积极性大受影响。”萧山区司法局局长瞿建成介绍，2009年，区政府决定以奖代补，财政每年安排200万元，用于奖励人民调解工作。

　　“以奖代补，就是谁调解奖励谁，绩效挂钩。”孙云介绍，杭州市推行的这一社会管理新机制，解决了人民调解经费难落实、人员难到位、责权难统一、矛盾难化解四大难题，有力地推动了基层人民调解创新发展。

　　孙云介绍，为确保这一新机制运行，杭州市着力做好两方面的配套工作：一是对人民调解员实行等级管理；二是每年度进行量化考核。

　　“实行以奖代补新机制后，一年来，萧山区各级人民调解组织调处矛盾纠纷6267件，调处成功6199件，成功率98.9%。”瞿建成说。

　　2008年，“和事佬协会”这一就地化解矛盾纠纷的群众性调解新组织，出现在了杭州市下城区71个社区。

　　“老百姓过日子，少不了磕磕碰碰。如果调解滞后，等小纠纷变成了大矛盾，处理起来就难了。”在下城区委书记赵敏看来，由老党员、老干部组成的“和事佬协会”最基层、最直接、最有效，它与人民调委会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施国强介绍，“和事佬协会”延伸完善了人民调解组织作用，成为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草根力量。目前，杭州所有社区、村都建立起“和事佬协会”，今年以来，共调解民间纠纷12000余件。

　　仙林社区办公室多了间“社区律师”工作室，每周三下午，浙江万向光明律师所律师唐向明都定期到这里上班——今年5月，杭州市创新社会管理，政府与151家律师事务所签订法律服务合同，财政每年拨款300万元统一购买法律服务，给全市497个社区全部配备“社区律师”。

　　“‘社区律师’事先经过专门培训，政治强、业务精、能力好。”市律师协会会长胡祥甫介绍，律协还从杭州高校法学院选拔了994名优秀在校生担任律师助理，跟随律师进社区开展法律服务实践。

　　洪慧平说，“社区律师”熟悉法律和民情，其第三方立场也更容易被服务对象所接受。自今年5月律师进驻社区以来，“社区律师”共解答处理3769个法律难题，举办法律培训435次，帮助起草修改规章和法律文书328件，依法主持调解成功1658件疑难纠纷，有力地促进了社会和谐。

　　原载于12月15日《法制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