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日报北京3月12日电
代表委员名片：
俞学文：全国人大代表、武义县柳城镇青坑村村委会主任
范谊：全国人大代表、宁波大学图书馆馆长
王梅珍：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院长
杨晓霞：全国人大代表、宁波维科精华家纺有限公司职工
周晓光：全国人大代表、新光控股集团董事长
何水法：全国政协委员、浙江省特级专家
王建沂：全国政协委员、富通集团董事长
在外打工，最渴望得到理解和尊重。
据最新统计，我国农民工总量达2.53亿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59亿人。这一庞大群体中，相当一部分是“80后”或“90后”。与父辈不同，新生代农民工除了有一定的物质要求，更有精神文化上的追求。
“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有没有关于我们农民工精神文化方面的利好消息？”今天上午，湖州织里服装企业的安徽籍员工汪全生给记者打来电话。为此，记者邀请部分我省出席两会的代表、委员共话农民工精神文化关怀。
送文化——
生活更精彩
【报告亮点】让农民无论进城还是留乡，都能安居乐业、幸福生活。
【数字点击】《在浙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调查报告》显示：60%以上的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生活开支主要用于上网、手机，主要的娱乐方式是喝酒吃饭、看电视、打牌和搓麻将；40.1%被调查的新生代农民工没有体育、文化生活方面的开支，有买书报开支的新生代农民工仅有11.1%。
【建言献策】俞学文代表：目前，农民工一般单身较多，没有家庭温暖和关怀，文化生活相对缺乏。要解决问题，仅靠每年数得清的几次文化“送温暖”活动远远不够。需要政府制订相关政策，将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问题纳入议事日程，加大财政投入，大力兴建一批农民工文化活动场所，提高现有文化场所利用率，构建农民工“精神家园”。同时，政府可以试点建立农民工再教育学校，让农民工用业余时间充电；在社区、在城乡接合部、开发区、产业园，创建农民工文化、学习、科普、交流活动中心。此外，城市中的文化设施如文化馆、图书馆等应逐渐向农民工开放；演出场所推出低票价为农民工演出，以正当的娱乐引导和满足他们的文化需求。
周晓光代表：建议制订“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促进法”，让群众广泛享有免费或优惠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就农民工群体来说，政府引导企业、社区积极开展面向农民工的公益性文化活动，把农民工纳入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各级政府设立农村文化建设专项资金，制定公共文化服务指标体系和绩效考核办法等。
何水法委员：这几年，农民工的物质生活水平已经有所提高，但精神文化生活却十分贫瘠。作为城市建设的生力军，农民工群体的精神文化生活理应引起政府和社会各界更多关注。这不仅需要他们所在的企业积极参与，同样也需要得到农民工所生活社区的大力支持。社区可以开办针对农民工的电脑、文秘等技能培训班。另外，社区还可以创办一些公益性文化展示、培训机构，如南京有社区就开办美术馆，让农民工在享有文化之余参与文化创造，进一步丰富其精神文化生活。
获尊重——
生活更体面
【报告亮点】更加注重把在城镇稳定就业和居住的农民工有序转变为城镇居民；放宽中小城市落户条件，合理引导人口流向，让更多农村富余劳动力就近转移就业。
【数字点击】据国家统计局调查，2009年全国外出就业6个月以上的农民工1.45亿人，其中超过60%是1980年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权利意识更强，希望得到人格上的尊重，受到公平对待，享有法定权利。
【建言献策】杨晓霞代表：曾经有一位农民工无奈地说：“只要城里人别拿异样的眼光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我听了挺难受的。要让农民工的精神文化需求得到满足，关键是尊重。首先，尊重他们的感受。相对于城里人而言，农民工的心理更脆弱、更敏感，因此不应该在有意无意间将他们与城里人区分开来。同时，要尊重他们的劳动。眼下，有许多农民工在城市里从事又脏又累、待遇不高的工作，城市居民应该尊重他们的劳动成果。我觉得，政府应该以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为重点，加强政策引导，搞好各项服务，创造良好环境，进一步营造全社会关心农民工、尊重农民工、服务农民工的良好氛围。
王建沂委员：农民工离开农村来到城市后，和家人、朋友减少了亲情互动，又很难融入城市生活圈，因而会在辗转与漂泊中产生种种心理上的不适应。加强农民工精神文化建设，需要进一步完善服务主体的职能。而企业作为承载就业的重要载体，肩负很大的责任。作为企业而言，员工是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基本主体，为员工提供不同形式的文化关怀，也是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重要体现。因此，广大企业应该做到关爱员工，人性化管理，通过举办各种培训和人文活动等精神文化形式，给他们温暖，激发他们的灵感，以更积极的心态面对工作、面对生活和社会。
重保障——
生活更安心
【报告亮点】加强对农民工的人文关怀和服务，着力解决农民工在就业服务、社会保障、子女入园上学、住房租购等方面的实际问题，逐步将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到农民工。
【数字点击】作为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新生代农民工介于农民和市民之间。有调查显示，70%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自己“与所在地城市居民地位上有差异”。“城市边缘人”的社会角色，让他们面临着巨大的心理落差。
【建言献策】范谊代表：要改变农民工“城市边缘人”的社会角色，对他们的精神文化生活给予更多关怀，就必须引导农民工有效融入城市生活，但目前还存在不少障碍。首先是户籍制度门槛。现行的户籍制度导致农民工群体不能享受和城市居民同等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政府应该逐步放开户籍限制，如试行“土地换户籍”制度，一方面可以让农民工尽快融入城市，另一方面又能实现农村土地流转。其次是住房门槛。政府应该考虑保障房面向农民工开放。此外，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必须推进城乡、区域间公共服务均等化。
杨晓霞代表：让农民工的精神需求得到满足，关键要为他们提供必要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在创业就业、社会保障、子女入学、经济适用房购买等方面，一定要按照政策规定，不折不扣地保护好他们的合法权益，让他们充分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爱。我身边有很多农民工面临同样的问题：孩子入园难、进公办小学难，稍大一点又不得不面临离开父母回原籍中考、高考,既影响家庭稳定,又影响企业用工。这些问题都有待政府进一步解决。
王梅珍代表：据统计，截至2011年，我国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数量已经超过1400万人。对于农民工随迁子女而言，接受教育对他们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近年来，农民工随迁子女的义务教育问题得到较好解决，全国大约有80%左右的农民工随迁子女可享受到城镇公办中小学免费义务教育。不过目前，农民工随迁子女的主体部分正在走向义务教育末端，迫切需要在流入地解决他们义务教育后的升学去向。为此，我认为应该给予就读高职院校的农民工随迁子女平等迁移户籍权。只要获得升入高职院校的机会，就应当赋予其迁移户籍的权利。同时，探索以学历、考试、证书、技能等为依据，多元化开拓农民工随迁子女升入高职院校的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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