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
现在应该思考的是新一轮经济起飞时
我们靠什么跟上去
记者：您曾经说过，金融危机让企业成熟，这种成熟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鲁冠球：越是高技术就越有高风险，越是高效益也越有高风险。做不做？做到多高多大？关键看我们承受风险的底线在哪里。
除了进行业务分析以外，我们的底线就是要设置“防火墙”隔离风险，万一造成损失绝不会影响到集团的整体经营。
这些道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市场是在不断变化的，适应变化就要不断调整、转型。要竞争眼前市场，同时准备对未来市场做出调整。
记者：作为一家大型企业，万向的调整是否更艰难？
鲁冠球：万向确实积累了一定实力，但永远不能忽视调整。只有学会调整，企业才会“长寿”。
别看万向规模越来越大，但是大有大的难处，大有大的风险。在这次“金融海啸”中，那么多大企业都不行了，这对万向来说都是教训。
在顺境时，最容易得意忘形，因此，成功有时可能是最大的危机，而在逆境时，化解危机倒是最好的学习和成长，一定要增强信心，不可忙乱。
我常讲，怨天尤人没有出路，消极悲观走向死路。
记者：对于目前的经济形势，您如何看待？
鲁冠球：当前，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是产能过剩，出口和消费不足，究其原因是结构性的问题。
全球经济什么时候复苏谁也说不准，但是，靠什么引领复苏已经形成共识，那就是科技创新。现在，我们思考的不是经济什么时候好转，而是新一轮经济起飞的时候，我们靠什么跟上去。
2008年金融危机推动中国加快经济转型
2008年，由美国次贷风波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第一次让中国感受到了“蝴蝶效应”的可怕。前一分钟我们还在考虑如何抑制经济过热，后一分钟却突然面临如何促增长的难题。
改革开放30多年来，高速发展的中国经济使我们很少有机会直面这样的危机，尤其是最近10年，人们习惯了每年GDP超过8%，习惯了超过实体经济增长速度几倍甚至几十倍的钱生钱游戏，习惯了投机和一夜暴富的神话……
唯一能借鉴的似乎只有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但它与2008年的金融危机显然不是同一个等量级。
缺乏经验积累，并且问题还首先爆发于中国并不擅长的金融领域，但我们必须应对。
2008年11月，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了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十项措施。随后，中国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一揽子计划”纷至沓来——
大规模的财政投入和结构性的减税，促使企业恢复活力；
大幅度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在改善民生的同时，增强民众消费能力，扩大内需；
大力度地加强科技支撑，为经济发展提供动力支撑；
大范围地推进重点产业调整振兴，特别是发展新兴战略产业，期望以此形成长久的产业竞争力。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2009年，中国率先于西方国家走出这场危机，2010年中国GDP再度超过10%。
但必须看到，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却面临着改革开放以来最复杂最严峻的格局，它逼迫中国经济必须立即进行结构性调整。事实上，2008年那场全民战役，让中国从政府到老百姓，都逐渐成熟起来。
那一年后，政府多次强调，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刻不容缓。提出了实现需求结构、供给结构和要素结构的三大转变，并将之作为未来发展的主线写进了“十二五规划”，上升为战略共识，这对于中国未来长远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那一年后，很多老总醒悟：暴利时代已经过去。更多的中国制造自觉地从量多向质好发展。转型升级越来越多成为一种自发行为。思维上的改变，让疯狂、浮躁、急功近利这些情绪逐渐消停，人们开始理性地面对市场。
2008年的金融危机还没有彻底过去，2011年，由欧债危机引发的经济滑坡再度波及中国。有人说，如果用“水刑”来形容2008金融危机，那么当下的这场危机就是“水牢”，症状缓慢显现，但波及面将更大更持久。
中国该如何应对，一时众说纷纭。一份由欧洲复兴银行出具的《转型报告2011》报告，也许能为“摸着石头过河”的“经济转型”带来思索：报告称，当经济陷入滞胀时，民营经济往往能为市场导入一定的活力，提高效率。经济学家许小年说，这样的结论，和中国过去30年所发生波澜壮阔的变化何其相似！
改革已然成为任何国家都难以回避的挑战。而动辄伤筋动骨的改革，若不是因为碰到这样的危机，有多少人有胆量和勇气去尝试。
许小年说，当下的中国企业乃至普通民众，对这场改革都越来越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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