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寂与躁动：山里人的欲望
今年4月17日，副理事长朱庆国把最后一批生产物资装上车后，默默告别白石村。搬不走的，是投入200多万元建好的滴灌、高山蓄水池、田间水泥作业道等农业基础设施。
当年，他和郑开舜一样，都辞去村干部职务，全心全意打理合作社。他们与村干部的关系，也逐渐疏离、僵化。合同续约不成功，多少与此相关。
此后，合作社的任何决策，都变得慎重了几许。比如，不再轻易流转土地，不再轻易投入基础设施，也不再轻易上马新项目。因为不想重演白石村的“悲剧”，合作社还添了条“社规”——若要流转土地，就直接与村民签约，决不和村委打交道。
但合作社不会因此死去。经过7年拼搏，它已打响品牌，建立销售渠道，与多地的小合作社建立了战略联盟关系。凭借这些，它照样能生存、壮大。只不过，它不再与农民、土地直接发生关系。
然而，白石村的命运，却随着一纸合同的演变，出现了停顿、转折。
计划中，今年春天，白石村的高山蔬菜基地，将建起现代化的避雨设施，如今它已成为往事。一个小山村的现代农业之旅，就此戛然而止。当然，是好是坏，并无定论。
见到朱冬友时，已60岁的他，还在田间忙碌。知道我们要来，他特意摘了一堆红茄，嘱咐我们带回去：“我们白石村种出来的茄子特别好吃，你们尝尝。”
显然，脚下的土地，曾经让他负累，如今让他自豪。
对他而言，这十年，过得特别有意义。因为他见证和亲历了一个时代的变迁。没出去打工，有些后悔，却照顾好了家人；把土地交给台商，充满期待，结果荒芜了3年；尔后加入合作社，有点不安，却成了骨干社员，每年收入10多万元。
去年，他在合作社负责150多亩田地的耕种和管理，忙碌时，要请十多个产业工人。而今年，因为村里把部分田地转包给了别人，他只从村民手里拿到了40多亩土地。
坐在田埂上，朱冬友叹了口气：“听说村里在招商，还做了规划，要发展休闲旅游业，我看难哦。白石村很偏，哪有这么容易？”他说，他有种预感，眼前的900多亩梯田，还会回到合作社里，或许就在明年。
郑开舜似乎已不在意。尽管告别白石村，就意味着撤离了大本营，但也让他卸下了多年的乡情负担：“该做的，都做了，我已尽力。”
电话里，现任村支书戴显土，兴致勃勃地描绘着白石村的未来：“已经招到客商了，10亿元的投资项目，依托高山生态蔬菜基地，发展休闲观光旅游业。”
今年春天，部分被收回的土地，已种上猕猴桃等新兴农作物。对梯田里庄稼的更替，大多村民也不在意。因为他们已经老去，无法侍弄土地。谁出的租金高，就交给谁，如此而已。
戴显土是个老支书，既是郑开舜的前任，又是郑开舜的后任。而今，就如当初台商陈政沼的到来，白石村又充满了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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