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杭州12月25日讯 (记者 张冰)   拿到工资，回家过年——你们的希望，就是我们的希望。到今天为止，民生帮帮帮年末“讨薪快车”已经出发整整一个月。一个月的时间内，共收到网友相关投诉和咨询近300起，涉及金额超过570万元。

　　目前，大部分讨薪投诉都已得到妥善处理，总计约330万工资已经确认支付。其他投诉的处理也有了显著进展，这些农民工基本可以保证年底之前，带着自己一年积攒下来的血汗钱满心欢喜地回家。

　　250万和5年　年末讨薪之“最多”和“最长”

　　250万，今年讨薪过程中，记者遇到涉及金额最大的一件投诉。

　　事情发生在浙江永康，关系到航宇控股集团员工2个月的工资和两年半的奖金。（相关投诉：《永康航宇违法拖欠近百人多年工资员工维权难》）

　　讨薪快车开出第三天，记者收到航宇控股集团员工发来的求助信，称航宇控股集团拖欠员工工资和奖金，已经有两年多的时间。接到网友的求助信后，记者立刻帮忙联系了永康劳动监察大队，并向航宇控股集团核实了此事。

　　对于网友反映的情况，永康劳动监察大队对航宇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进行了全面检查，发现反映的情况基本属实，为进一步核实该公司拖欠奖金情况我们分别向该单位下发了劳动保障监察询问通知书和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改正指令书，并表示一经查实将依法作出处理。

　　记者也曾到航宇控股集团实地走访，时任总裁办主任的胡华杰也表示，将妥善处理此事。几天后，他回复称公司将分三步结清员工工资及奖金。截止到今天，员工此前的工资已经基本结清，如果不出意外，员工在年底前将领到奖金和剩余工资。

　　5年，今年讨薪过程中所遇到涉及时间跨度最长的一件投诉。

　　一群安徽的农民工先后跟随浙江省两家建筑公司到东北打工，40万的工资一直拖了5年。直到记者帮忙联系相关部门，事情才算有了点眉目。（相关投诉：《温州三箭集团拖欠民工工资近6年》）

　　前不久，记者接到老张从上海打来的电话。聊了几句，才知道他们有一笔40万的工资讨不回来，只好四处寻求帮助，算上今年，老张已经为40万的工钱奔波了5年。

　　老张是建筑工地的泥水工。2007年，他和老乡跟随浙江某公司到东北，参加抚顺市时代广场施工建设。由于资金等问题，时代广场的后期工程由三箭建设工程集团接管。

　　“当时三箭建设工程集团做出担保，说我们所有的工钱都能拿到。但是等整个工程都结束之后，还是有40多万工资没有结清。”老张告诉记者，三箭建设工程集团总是说业主方没给结清工程款，剩余的工资没办法支付。

　　温州住建委在处理这件投诉的过程中，起了很大作用。昨天，记者收到温州住建委的回复，称该公司已经表态，在宁波华丰建设有限公司解决未果的情况下，愿意承担解决任务，先予垫付所欠民工工资。

　　总算让这些农民工看到了希望。

　　民情巷开辟“劳动维权专区”　专家在线答疑受欢迎

　　讨薪快车开出以后，民生帮帮帮栏目在民情巷论坛特别设立“劳动维权专区”，以网络问答形式接受网友在线提问，成为今年讨薪活动当中的一大亮点，颇受网友欢迎。

　　包工头外逃引发的恶意欠薪，员工擅自离职引发劳动纠纷，兼职大学生缺乏法律意识遭遇用工陷阱……网友的问题各种各样，专家也都从劳动法律法规的角度帮网友分析问题，并给出合理的意见，帮网友维权。

　　作为一个公共平台，民情巷“劳动维权专区”一方面给网友提供了吐露心声的机会，另一方面，其他网友也能从他人的遭遇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避免自己在工作或者维权过程中走太多弯路。

　　记者体验农民工讨薪维权　调查记录个中滋味

　　讨薪快车开出期间，民生帮帮帮记者亲身参与到农民工讨薪维权的过程当中，用镜头和文字记录下农民工维权路上发生的一切，有成果，有欣喜，但更多的是辛酸。

　　记者用四篇共计上万字的“讨薪维权”样本调查，记录农民工的维权故事，计算他们的维权成本，探究维权背后的梦想与现实。（相关链接：《民工为索要工钱“驻扎”接访大厅一天100个讨薪热线接不停》、《记者亲历农民工维权过程：讨薪路上的“幸”与“不幸”》、《农民工讨薪维权成本到底有多大？一次维权可能要奔波5年》、《企业员工关系紧张导致讨薪案件频发专家呼吁尊重契约精神》）

　　在劳动监察部门投诉受理大厅蹲点，记者才知道这里每天要接上百个热线电话。而且，每到年末，接访大厅就好像春运时的火车站，很多民工打地铺来投诉。

　　记者曾跟随江西的计大姐来到杭州北山劳动监察中队。因为谈不拢支付工资的时间，她和单位闹到了劳动局，在劳动监察员的调解下，计大姐顺利拿到了工钱。

　　记者也曾和四川小伙刚子到劳动部门投诉，但老板不承认他是公司员工。尽管劳动部门知道公司股东“扯皮”导致欠薪，但没有足够证据，劳动部门似乎也无能为力。

　　“幸运”或者“不幸”，在我们的镜头背后，每天都有可能上演着一场又一场的劳资纠纷，相互博弈。

　　很少有人去仔细计算农民工的维权成本，也很少有人去关注维权过程中，农民工除了付出时间和金钱，付出更多的是亲情和心力。一次次奔波，一次次哭诉，甚至有人为了维权，不惜抛开自己的尊严。在被侵权时，他们更多时候是弱者。

　　当然，“讨薪维权”并不意味着农民工完全是对的。一趟讨薪路走下来，记者看到了形形色色的维权人。他们都拥有维权意识，但“维权”这柄利器怎么用？他们并不清楚。

　　记者在亲历农民工维权并多方走访之后发现，讨薪维权更多时候不是欠薪，而是劳资纠纷。双方互相不信任，演变出矛盾，各执其词。

　　“双方都客观点，问题就容易解决了；掺杂进太多感情因素，问题就会复杂化。”杭州市总工会职工维权帮扶中心主任何剑兴说。

　　有人提出，农民工自身要树立契约意识与法律意识，但浙江省社会学会会长、浙江省社科院调查中心主任杨建华教授认为，解决问题主动权掌握在企业手中。如果企业给予更多关爱，让员工看到可预期的未来，在企业与员工中形成一个命运共同体，问题将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