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杭州9月18日讯（记者 施宇翔）当浙江省高院立案庭工作人员收下起诉书时，82岁的鲍永康老人激动得老泪纵横，“终于看到了一丝希望。”老人说，他会记住这一天。

　　今天是9月18日，是“918”事变82周年的纪念日，在这样一个日子里，家住杭州的一位老人鲍永康一纸诉状将日本政府列为了被告，要求日本政府为日军在1937年犯下的罪行“认罪”、“道歉”并赔偿损失。

　　鲍永康的代理律师潘国平告诉记者，他们已将起诉书交给了浙江省高院立案庭，这次要求日政府赔偿的损失金额为1.09亿人民币，浙江高院立案庭的工作人员承诺在7个工作日后给出答复。

　　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要将一个国家告上法庭，究竟是受了何等冤屈？浙江在线记者对此事进行了深入采访，揭开了老人背后一段辛酸的故事。

82岁的鲍永康老人

　　一封特殊的来信牵出一段辛酸的历史

　　今年9月中旬，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博士后潘国平教授收到了一封信件，信件来自浙江杭州的一名退休工人鲍永康。

　　今年年初，鲍永康在报纸上看到了潘国平教授的一篇评论文章，那篇文章标题为《中国政府应支持民间对日索赔》，潘国平在文章中分析了日本政府的国家豁免权是相对而不是绝对的。

　　82岁的鲍永康看完后心情久久难以平复，连夜写了信件寄给潘国平，述说在1937年时，日军曾烧毁了他在湖州的老家近300平米的房子，这次事件害得他家破人亡，而后过上了流浪的生活。

　　鲍永康在信中称，由于自己法律知识并不是很丰富，希望能得到潘国平的帮助。

　　潘国平是研究国际法问题的专家，在西南政法大学任兼职教授，1998年曾参与联合国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战犯审判。2012年，15名“重庆大轰炸”受害者在重庆正式起诉日本政府，潘国平为他们提供了法律援助。

　　收到这样的信件，潘国平心中的情结再次被打开，“现在这样的老人越来越少，能帮助他们我会尽力去帮。”

　　由于鲍永康并没有在信件中留下任何联系方式，只有一个住宅地址，潘国平在一次来杭过程中拜托了一位当地的出租车司机，让他通过这个地址去寻找老人。要到老人的联系方式后，他第一时间给老人打了电话，双方约定在9月17日见面。他还告诉老人，自己将会免费为他代理此案。

　　日军曾烧毁他的老家 让他家破人亡

　　9月17日，潘国平风尘仆仆来到杭州，找到了鲍永康老人的家中。

　　一进门，鲍永康就紧紧地握住了潘国平的手。

　　82岁的鲍永康精神矍铄，看到远道而来的专家，非常喜悦。

　　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华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卢沟桥事变”，当年12月，日本占领浙江。

　　鲍永康老家位于吴兴县北郊前莊，1937年12月，战火就烧到了他们的家乡，那一年，鲍永康只有5岁。

　　听说日本兵要进村，全村百姓拖家带口往其他村逃。没过多久，侵华日军就进村了，和很多电影中描述的一样，鬼子进村，一路烧杀抢掠……

　　等鲍永康一家人回到村子时，300多平米的老宅已经被烧成了废墟。

　　鲍永康家族当时做织布生意，在华东地区有较高的名望，家里还有5台在当时极为先进的电动丝结机，在战火中也被付之一炬。

　　家园被烧毁，鲍永康一家人只能过上了流浪的生活，全家逃亡江苏，在逃难的过程中，鲍永康的母亲和家人走失，从此再无音讯……

　　讲到这里，老人已经是老泪纵横，他带着哭腔痛斥日军害得他家破人亡，所以这辈子都记着这仇恨。

　　鲍永康有三个女儿。听说老人要状告日本政府，包括女儿在内的所有亲友都表示了反对。他们认为，一个年逾古稀的老人去状告一个发达国家，有点“以卵击石”的味道，另外，老人82岁的高龄，已经不允许他有大喜大悲的情绪了。

　　不过鲍永康依然坚持，为此甚至不惜和家人吵架，“我要的就是争这口气，我活着的时候控诉了，努力了，对我来说就是最好的安慰。”

　　“918”当天提起诉状 要求日政府赔偿损失1.09亿

　　9月18日上午，潘国平和鲍永康来到了浙江省高院立案庭，在潘国平的指导下，鲍永康将起诉书等材料提交到了工作人员手中。

　　在确认手续无误的情况下，工作人员告知将会在7个工作日后通知是否受理此案。

　　在鲍永康提交的起诉书上，记者看到对日索赔的金额为约1.09亿人民币。

　　这个数字是怎么算出来的？起诉书称，当时日军的侵略行为造成“祖传房屋约300平方米，电动丝结机五台，其他多台辅助机械设备、库存物资等一系列物资被日军烧毁”，“一家当时华东地区百年老店从此不复存在，一名员工死亡、几十名员工流离失所，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00万法币，折合人民币255万，77年利息按5%的年利率复利计算，约1.09亿人民币。”

　　除了经济赔偿，鲍永康还要求日本政府“向各位原告谢罪并且在世界主要媒体刊登谢罪书”和“承担本案诉讼费”。

　　鲍永康告诉记者，自己提出的这个赔偿数额并不是为了钱，“如果钱可以赔下来，我分文不取，全部捐给慈善机构。”

　　律师：此案或有三种走向 日政府不能拿外交豁免权当挡箭牌

　　该案送达至浙江省高院，接下去将会有怎样的走向？

　　潘国平介绍，如果浙江省高院受理此案，将会有三种可能性。

　　第一种情况，浙江省高院会通过外交途径通知日本政府，要求日本政府答辩，根据日本政府的抗辩理由进行裁决。

　　第二种，省高院可以提交到最高人民法院，再由最高人民法院转交至外交部，通过外交手段解决。

　　最后一种情况是日本政府拿到传票后采取不理不睬的态度，届时只能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抗议。

　　潘国平称，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会有所准备，至少目前第一步已经走出去了。

　　此案的关键点，在于日本政府届时可能会提出一个“外交豁免权”的概念。

　　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第5条表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请求。”

　　正是当年的这个声明，一直成为日本政府的“挡箭牌”，国内也曾有多起类似的案件，日方均搬出当年的条约来驳斥。

　　但潘国平认为，从该条文文字表述的内容上看，中国政府放弃的只是中国政府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请求权，该条文丝毫没有涉及到中国公民对日本的索赔权问题。

　　2004年中国政府已经签署《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豁免公约》，8类情况不能享有司法豁免权，其中国家侵权行为，战争犯罪作为最严重侵权行为，不能享有司法豁免权。

　　此外，2007年4月27日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在答记者问时表示：中国政府在《中日联合声明》中宣布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是着眼于两国人民友好相处作出的政治决断。对日本最高法院不顾中方多次严正交涉，对这一条款任意进行解释表示强烈反对。

　　潘国平还讲了一个案例， 1998年，一个在二战中受到德国军队监禁和强制劳役的意大利公民费里尼在意大利国内法院向德国提起诉讼，意大利最高法院也持类似立场否认德国主张主权豁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