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提示| 杭州的限牌令“突袭”不知搅乱多少人心扉。新华社甚至批评杭州市政府在“透支公信力”。
为什么非要以限牌来治堵？“秘密决策”和公开听证、论证之间的利弊如何权衡？为什么辟谣之后又搞突袭？看看治堵专家、浙江工商大学吴伟强教授为时局发来的独家揭秘。
难题一：公共决策与法律规范的匹配性
▌按照中央“法无授权不可为”的精神，城市交通管理的任何决策都应该有充分的法律依据，否则就会遭受合法性的质疑，因此要坚持立法优先。但是，目前城市交通管理还缺乏完善的法律支撑。
突出的问题是两个，第一是法律空白尚存。
其次，地方性条例法规与上位法存在冲突。
比如，对杭州限牌的质疑之一是公交分担率仅20%左右，公共交通系统难以承载城市主要交通流，为何以限牌方式抑制私人交通？
实施多年的公交优先战略，并没有使公共交通的服务质量达到市民满意的水平。根源之一，是目前还没有《公共交通法》，公交优先的诸多措施因缺乏法律保障，难以实施。
再如，杭州主城区150万辆电动车90%以上都属超标，使用过程中违法比例不低，对此，尚无明确的法律规范加以约束。
因此，强化立法，成为头等大事。而对于地方性条例法规与上位法存在冲突，相关部门应对此审慎思考，及时提出修改建议,避免对法律冲突的滞缓反应。
难题二：公共决策的开放性和封闭性悖论
▌城市交通管理的决策，涉及每个市民的利益，属于重要的公共决策，应坚持开放性原则，让市民积极参与到决策过程中。
市民的参与，既可以减少决策可能出现的偏差，同时也可以增加市民的认同感，为即将推行的决策起到鸣锣开道的作用。
但是，不可否认，某些公共决策的性质决定了其具有封闭性的需要和特征。
限牌这样的公共政策，具有高度的时间敏感性。如果信息过早公开，就会导致知情者提前做出反应，疯狂抢购汽车，乃至囤积居奇。
这就会大大消解公共政策的正面效应。但如果将公众排除在外，“秘密决策”，听证、论证等民主决策程序付之阙如，政府公信力与公众知情权一同因此而很受伤。
如何协调此类特殊决策的开放性和封闭性的关系，是政府需要破解的重大难题。
我们认为，具有高度敏感性的公共决策，在决策过程中，以一个比较长的时间，营造氛围，正面导向，让民众提前自觉融入到决策价值趋向中，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
这样，决策实施的过程中，也会形成合力。
公共决策信息披露中的组织与个人
▌公共决策过程中，对于公众的知情权，应有适当的关切和回应，而决策做出后，则应该在第一时间公布信息。
对于杭州限牌这一公共决策过程的信息披露，我不认为市政府有“不断辟谣，突然袭击”之嫌。
市民和媒体对来自各方信息的解读，之所以得出“不断辟谣，突然袭击”的结论，原因有二：
第一是职能部门和市政府的非对称性，职能部门乃至职能部门的负责人，事实上无权代表市政府(除非经过授权)，但职能部门负责人或内部相关人员发表的个人观点，容易让人误以为代表了政府的观点。
第二是对信息解读的非对称性，“至今没收到限牌的决定，也没做过相关的研究”这样的言论或许是真实的，但由于发言者的身份特殊，很容易让市民误认为是对限牌的一种否定。
此二类非对称性引发的问题的焦点，在于发布相关言论者的角色。
因此对于重大的公共决策，特别是具有高度时间敏感性的公共决策，或者是需要适当封闭的公共决策，政府必须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以单一的口径发布信息。
此外，政府职能部门的负责人和工作人员，应该充分注意自身身份的特殊性，慎言政府决策，更不应该随意评论和发表个人观点。
▌对杭州限牌，吴伟强教授此前还有一篇授权时局独家发布的思考文，阅读可回复关键词“杭州限牌”阅读。
关于杭州的突袭限牌，浙江日报资深编辑蒋爷也有自己的观点，可回复关键词“限牌与限排”直接阅读，或回到封面也可点击阅读。顺便推介下，这是蒋爷在时局的开篇大作，今后还会有更多的思考文章，喜欢的点个赞，不喜欢也一定点赞。
对杭州限牌还有更多的观点要吐槽？别客气，写上一段留言给时局，您的意见也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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