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梁漱溟

　　 浙江在线08月24日讯 (钱江晚报记者 马黎)梁漱溟一生都在解答两个问题，一是人生问题，二是中国问题。

　　他出入于西方哲学、中国学问，探究东西方走向，儒家，是他找到的一个解决思路。至于后一个问题，他困惑良久。既然思想从刺激自己的问题中来，那么自然要回到行动中去解决。“特别为了中国问题，出路所指，赴之恐后；一生劳攘，亦可概见。”

　　他一生都是主动派，不是被动派，为中国问题找出路的行动，散落在《梁漱溟日记》中。

　　他辞掉北大教授的职务，奔走于广东、河南、山东做乡村建设实验10年，试图由乡村发出建构；抗战时期，书生冒险深入华北敌后游击区，亲见民众生活之苦；新中国成立后的土地改革、过渡时期总路线、新宪法的讨论等等，梁漱溟多次亲历，有时，甚至成了事件的中心人物。

　　儒家何为？这位知行合一的行动者，给出了他的答案。

　　31岁的他，下乡搞乡村建设

　　1924年，31岁的他，放着北大教授不做，跑到乡下去进行乡村建设，这让很多人不懂。

　　梁漱溟先用七八年的时间，到山东、广东、上海、山西、河南等地办学和考察。1931年3月，他落脚山东邹平县，成立了一个乡村建设研究院。过了两年，他索性把妻子和两个孩子也从北平接到邹平，同样是“平”，却是一个世界和另一个世界的区别。

　　邹平县城很小，一个百货店都没有，没有水电，吃的是井水，点的是油灯，当然也没有什么剧院影院之类的文化场所，平日县城里总是冷冷清清，基本上过的就是农村生活。梁漱溟平时在研究院与学生同吃同住，只是偶尔回趟家。

　　谁知，他一“建设”就是七年。

　　这段重要的日子，在日记里，却记录得很简单，梁漱溟用的是早年使用过的一本小记事本，首页写明购于1928年，其中的文字，更像是备忘录。

　　他和这个看似高大上的研究院，在农村里做了点什么？

　　复旦大学教授吕新雨说，除了治安、管理之外，研究院发展合作社，利用合作形式来引进科学技术，增加生产，提高农民收入。然后，就是创办乡学、村学，把教育社会化，也借此培养村民的政治习惯。

　　梁漱溟认为，学校应该是村人的聚会场所，受信赖、能办事的乡村领袖和全村居民常常聚在这里商量本村的事。事办好了，团体生活的新习惯也养成了。他们还成立了一些协会，相互监督、清除落后习俗，有的村还编写了《早起歌》，里面这样唱：“黑夜过去天破晓，朝日上升人起早，勤俭孝友，慈幼敬老，乡村风俗自好，力田而食，布衣亦尊，天下将太平了。”

　　邹平很快成为全国乡建运动的领头羊，儒家的义理，从课堂来到了乡村。

　　还是回到那个问题：梁漱溟的构想究竟是什么？

　　有人认为，他想将知识分子的理念带给农民，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带到农民生活中。但吕新雨认为，知识分子的角度并不重要。

　　她说，梁漱溟先生晚年经常写对联送给朋友，他讲心是开放的，对于当代世界的历史、政治，以及迫切的挑战要能够开放、回应，这才是儒家的使命，而不是某种上层路线或者是自我修养路线。

　　“我一直跟朋友说，今天的儒家如果不下乡，不去面对今天中国城乡巨大的变化，不在这个变化中，能够给出回应和有所行为的话，很容易沦为心灵鸡汤。儒学为社会重建提供资源和可能，这是今天儒学最关键的问题。”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顾红亮认为，梁漱溟在前一个阶段，解决的是东西文化的走向问题，而1930年代的乡建，是另一个阶段，但这两个阶段，不能断裂，必须联系起来看。

　　“乡村建设延续了他1920年代对东西文化哲学的思考。五四运动后，大家都想学西方，只有他认为，现在到了儒家文化复兴的时候，只有他觉悟到：世界文明的明天才是儒家文化的复兴。而这种声音赞成的人不多。”所以在梁漱溟看来，中国的出路只能根据中国已有的历史传统出发，要认识老中国，才能建设新中国。

　　从战乱中识得儒家精神的担当

　　这番温和迂缓的改良，因抗战爆发中止。

　　然而，面对残酷的战争，这位勇猛的书生又出发了。

　　1939年，梁漱溟从重庆出发，先到成都，经广元、汉中、宝鸡、西安、洛阳、阜阳等地最终入鲁，历时4个多月。关于抗战的日记，开始变得详细起来。

　　一路上他看到了些什么？

　　铁路、公路都在日军控制之下，中国军队如需穿越，只能在深夜急行军。他看到许多县城都被敌人掌握，许多土匪加入游击队；他看到各方面军队集中在敌人不到的地区，给养全取之于当地百姓；他看到有些地方八路军和国民党军已经开始火并。

　　顾红亮说，在这里，他看到了一个根本的问题——党派对立冲突。他急切回到后方想办法，找中共在重庆的代表谈话，找蒋介石本人谈话，他推动了第三方的联合，为此后创立的中国民主同盟奠定了基础。

　　“他介入中共和国民党的谈判斡旋，强调是团体的思想而不是党派思想，他反对用党派代替团队，他觉得中国最大的问题是需要整合，这是他30、40年代特别重要的思想。”吕新雨说。

　　梁漱溟去视察敌后游击区的日记，顾红亮印象深刻。这一年的日子，他写成了《敌后游击区域行程日志》，好几次遭遇日寇伪军，却总能化险为夷。暮年回忆这次敌后之行，他还感慨：“时任公常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吾此行盖践之矣。”

　　这也包括在香港脱险的日子。1941年12月25日，香港战事结束，香港总督杨幕琦向日军投降。第二天，为了躲避日军的搜捕，梁漱溟搬到位于香港岛西环的广州知用中学的一个小学部居住，直到第二年2月，他才逃离香港脱离险境。回来时，他给儿子梁培宽、梁培恕写了一封信：“《人心与人生》等三本书要写成，我乃可以死得；现在则不能死。又今后的中国大局以至建国工作，亦正需要我；我不能死。”

　　吕新雨认为，他有强烈的救世情怀，把儒家精神渗透到了时代变幻的反应中，有一种儒家精神的担当。

　　1949年，新中国成立。

　　吕新雨说，新中国成立对梁先生的冲击非常大，“他觉得我原来预料这是不可能成功的，所以他建国之后有一本没有完成的书《建国之路》，进行了非常深刻地反省。梁漱溟接受采访说，他这个人一生最佩服的就是毛泽东。”

　　这一生，梁漱溟始终把自己的生命和时代联系，吕新雨认为，这是我们今天理解儒家思想很重要的一个基石，关乎我们怎么理解国家、民族和天下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