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冬，沈从文居于小羊宜宾胡同

　　 浙江在线08月31日讯 （钱江晚报记者 王湛 实习生 方婧瑜）上海黄浦江的外白渡桥上，参加游行的人群轰轰而过，在纷扰的不远处，有一条小小的艒艒船。它在江上独自地飘啊飘，仿佛与眼前的热闹毫不相干。艄公醒了，也不加入人群，只是自顾自地捞自己的小虾子。

　　1957年的“五一”，沈从文画下了一组外白渡桥的速写。这一组画，在57年后，成为了《沈从文的后半生：一九四八～一九八八》的封面。

　　“这几幅画，能够表达出沈从文与时代的位置，而这个位置是他自己选择的。沈从文不是英雄，英雄是呈现抵抗姿态的；他也不是普通人，普通人就是桥上游行的人。沈从文离你很远，在一个很小的角落里做自己的事情。不管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还是现在，我们大众的眼睛总是向着最热闹的地方看去，可是沈从文不是，他会把头偏开，看到偏离潮流的东西。”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新颖，是《沈从文的后半生》的作者。“不妨把沈从文看作那个小小的艒艒船里的人，只是自顾自地捞那小小的虾子。沈从文的‘小虾子’，不用说，就是他投注了生命和热情的历史文物研究。”

　　1949年之后，支撑沈从文生命的，不再是文学，而是杂文物研究。扇子、马鞍、镜子、衣物、酒杯、茶杯这些过去不被当作文物的东西，沈从文都去研究它们的历史，并在69岁的时候，出版了历时17年的研究著作《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而张新颖，用了17年的时间，在他47岁的时候，出版了《沈从文的后半生》。

　　把他的后40年一点点排布起来

　　1985年，张新颖来到复旦中文系上学，开始懵懵懂懂地阅读沈从文。

　　“可那时，读沈从文的感觉是挺好的，好在哪里却不知道，也没考虑过他跟我有什么关系。1980年代，整个社会文化氛围对先锋文学、实验文学特别感兴趣，我也不例外。”张新颖说，“人和一个东西发生关系，需要一个机缘。”

　　1992年，张新颖在《收获》杂志上，看到沈从文1934年从北京回湘西看他母亲时，写给妻子张兆和的一封又一封的长信。

　　有一封“特别有意思”的信，便是张新颖说的“机缘”：1934年1月18日，上午，沈从文信里跟张兆和说——我这条船上有三个水手，一个老头，一个小孩，一个中年人，他们苦苦拉船，一天挣几毛钱，然后买酒吃肉嫖妓，就挥霍完了，这样的人生有什么意义？

　　“可是，到下午，沈从文就变了。”张新颖转述信里的内容，“他说我站在船舱后面看水，一下子明白了很多事情，心里一下子清澈起来，我看这个水里的船，拉船的人，以及捕船的鱼鹰，看河里的石头、沙子、草、木，河底腐烂的船杆。这些不就是历史吗！这些就是普通人日常的喜怒哀乐，他们千百年来的生活就是这样过的，这样的东西才构成了真正的历史。”

　　沈从文在这条河流上经历了彻悟“真的历史是一条河”，张新颖也瞬间茅塞顿开豁然开朗，真正开启了理解沈从文的空间，真正走进了沈从文的世界，“我明白了沈从文的文学核心是什么，也明白了沈从文后来为什么对花花朵朵、坛坛罐罐的杂文物那么用情。”

　　1997年，张新颖写出了《论沈从文：从1949年起》，这是他关于沈从文的第一篇文章。直到2014年，《沈从文的后半生》出版，历经17年。

　　2002年底，《沈从文全集》出版，32卷，一千多万字，其中400万字生前没有发表过且多为1949年以后所写——9卷书信中有8卷写于1949年之后，这300余万字书信“从数量上讲接近沈从文创作的文学作品的总量”——读完这些，张新颖产生了明确而强烈的写沈从文后半生的冲动，并开始着手准备。

　　怎样能够最真实地再现一个人40年时间是怎么生活过来的？“最好是把他的40年一天一天排下来。”张新颖说。他认为“很少有人的材料像沈从文这样连续、完整，我想，做不到一天一天地排下来，以星期为单位的话可以。”

　　像沈从文研究器物一样写沈从文

　　去年9月，余华通宵读完这部书稿后，在回复张新颖的邮件中，专门提到林斤澜对沈从文的崇敬——在“人物怎么写”的秘诀上，沈从文当年告诫他“要‘贴’着人物写”。

　　“我写《沈从文的后半生》，不代替传主去想、去说、去做；我也不把传主所想、所说、所做，转换成我自以为是的表达方式。”所以，张新颖自认为是用最笨的办法，顺着年月来写，“那就是跟着一个生命实际发生的事情走。”

　　《沈从文的后半生》大量直接引用了沈从文的文字，省略了评论性和带有感情色彩浓烈的语句，让这部“后半生”看起来更像是沈从文失落的文录。读着读着，仿佛又看到了沈从文前半生在湘西长河边不断抒写的身影。

　　沈从文的家人，也给了张新颖很多帮助。“比如，我写沈从文晚年的时候爱哭，是从他二儿子沈虎雏的一篇文章看到的。后来给初稿他看的时候，他说沈从文年轻的时候也爱哭。我就在他的意见下做了修改。”

　　每个章节后面，张新颖都会补充当时港台地区和海外对沈从文及其作品的研究进展。“在叙述沈从文的经历之外，我还特别写了另外一条线索，即1950年代以来国外的沈从文作品翻译和研究，这个和他的经历形成一种对照，用的文字不多，但确实是一条连续的、隐现的线索。”

　　而这与沈从文“器物与文学互证”的朴素思想，似乎也有共通之处。

　　“沈从文的文学创作，不喜欢采用宏大叙事的方式，而是从边缘角落里发现历史。他在器物研究上倾注心血，也是在注重普通人日常生活独特性的体现，因为在他眼中，真正的历史是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喜怒哀乐，器物也正是凝聚着普通人日常生活喜怒哀乐的器物。”张新颖说。

　　在这样研究过程中，张新颖并不觉枯燥，“沈从文的世界那么丰富，深入进去之后，你自己的世界都会扩大。”正因如此，他也不认同出于使命感而写作这本书，“首先是沈从文的世界对我的吸引力。”

　　沈从文最大的魅力是没有魅力

　　沈从文身上最吸引张新颖的，是他的“自我”。

　　“有了这个自我，他就不会随波逐流。因为有一个本能、最本真的东西。他从这个角度出发，来判断时代，判断人和事情，就不会为流行的、主流的观念和思想所左右。”

　　张新颖曾说，沈从文“最大的魅力在于没有魅力”。

　　“沈从文后半生其实过得很窝囊。他在单位里，领导都不知道他在干什么，家里人也不明白他为什么研究杂物，整天闷闷不乐。在日常生活里，常常表现得很软弱，很纠结。他好像是被时代抛弃了，过时了，落伍了。”

　　“但其实这么一个看起来没有魅力的人，他的魅力就在于内心很强大。他是一个要做事情的人，有自己安身立命事业的人。”张新颖坚持的是，时间过去了，沈从文做的那些事情慢慢被人认识了，魅力就显现出来了。

　　比如，张新颖说，沈从文的晚年，在那样一个不愉快的环境下，他能做出那么大的成绩，写出中国的服饰史，的确给中华文化带来亮色。

　　“我们要做某件事情，某个时代可以提供完全符合我们要求的各种各样的条件，这样的时代永远不会有。做事情就是大家在条件不具备的时候去做，在很多条件不理想的时候我去做，这样才可以真的做成事情。”这是通过写这本书，张新颖从沈从文的经历里学到的东西。

　　当张新颖在写沈从文的时候，其实也写自己，“也是对自己的人生困惑的一种解析，一种超越，或者对困难的一种克服。不仅是跟前人的灵魂对话，其实是自己跟自己也在对话。这是一个比较高的境界，好的作品，好的学术著作，它应当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