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春，沈从文、张兆和摄于达园

　　 浙江在线08月31日讯 （钱江晚报记者 孙雯）沈从文曾说，一些生死两寂寞的人，因文字里的东东西西，为时空所阻隔的情感，千载百世之后还如相晤对。

　　如果沈从文1949年3月28日的那次自杀成功，将无人与他的后半生“如相晤对”。从消沉中走出，他终究在现世界中找到一条迂回之道。花花朵朵坛坛罐罐中，是这个湘西人的另一种韧性——它在沈从文后半生的扶植与成就者，是张兆和。

　　1949年的初秋，沈从文致信丁玲——

　　“改造我，唯有三姐还和我一起方有希望，欲令我疯狂到毁灭，方法简单，鼓励她离开我。”

　　三姐即是张兆和，这位从苏州九如巷走出的大家闺秀，在沈从文的前半生中，作为一桩师生恋的女主角被议论着，在沈从文的后半生，她与他则扶持着走向暮年，最终“懂得”。

　　而这一世来往身边的故友亲人，则因时代聚散沉浮。

　　张兆和，一种“懂得”

　　1956年10月，沈从文决定出去走一走。

　　作为历史博物馆的文物工作者的他一路南下，由北京，到济南、南京、苏州……山水、文物，远离了风暴的中心，他好久不曾有这样的好心情了。

　　抵达苏州已是10月21日，当晚，他就到了九如巷，看望张兆和的家人。24年前，沈从文在这里苦追张兆和，那时三小姐对他平淡如水，但张家姐弟的热情给了他极大的鼓励。这个湘西男子从异地民间带来的掌故，让张家的子弟听得着迷。

　　再次来访，那份亲情依旧未变，这次南下，沈从文共来张家四次，到第三次时，孩子们便在门外喊：“三姑爷来了！”随后，老保姆用合肥话跟着喊“三姑爷来了！”

　　只是，这一切，远在北京的张兆和并不能亲自感受，于是，九如巷的一方小院里，沈从文提笔写给张兆和，“可惜院子中一派清芬我画不出，齐白石也画不出！”

　　这两年，他对妻子始终是有愧意的。

　　三年前，历史博物馆给沈从文分了三间宿舍，床是书箱、煤油桶、旧书拼搭起来的，隔壁的张兆和因肋膜炎已卧床许久，“见三姐躺在床上总无转机，我对我自己真有些莫名其妙起来，竟想问问：‘我是谁，我在作什么？’没有什么痛苦，但是竟好像是由于麻木或低能的发展，有越来越糟糕情形”。沈从文写给老友高植的信中，有时代的无奈，也有一个男人的无力。

　　老和病，对于每一段老境，几近公平，本无可说。但沈从文这一代人的暮年，最难的是无从抵御的风暴。

　　1969年11月，沈从文起身去咸宁干校。临走之前，张允和来看望他，告别时，沈从文从从鼓鼓囊囊的口袋里掏出一封皱巴巴的信——“这是三姐(张兆和)给我的第一封信。”

　　沈从文把信举起来，“面色十分羞涩又温柔”。张允和说：“我能看看吗？”沈从文把信放在胸前温一下，又把信塞在口袋里，紧紧地攥住……“突然，沈二哥说：‘三姐的第一封信——第一封。’说完就吸溜吸溜地哭起来……”多年后，此时场景，张允和依旧记忆犹新。

　　沈从文和张兆和之间的感情是否对等，一直众说纷纭。1988年5月10日，沈从文辞世，他的最后一句话是——“三姐，我对不起你。”这“对不起”是源于情感、承担，还是时代赋予的苦难？有待慢慢解读。张兆和曾在1995年8月写就的《后记》说：“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

　　沈从文走后，张兆和开始整理沈从文的遗稿，并在小羊宜宾胡同住所的阳台上“复兴”了一个小小的花园——那些花的名字，用的是沈从文书里那些女孩子的名字。

　　这安稳的现世实在是来得迟了一点。

　　1992年5月，82岁的张兆和送沈从文的骨灰回到凤凰，而后投身于主持《沈从文全集》的编辑工作。10年之后的2002年12月，沈从文百年诞辰，三十二卷全集出版。次年初，93岁的张兆和安静辞世。

　　巴金与丁玲，两种况味

　　在1956年的出行中，沈从文见了许多朋友。途经上海，不能不见一见巴金。

　　那天，电话是巴金的妻子陈蕴珍接的，几年未见，陈蕴珍依旧保有当年的热情。“天不变，地不变，陈蕴珍可爱处也不会大变，可说是性格中的‘阴丹士林’！正和形象中的阴丹士林，可爱处是一样的。”沈从文向张兆和想象着见面时的情形。10月30日，沈从文与巴金、靳以、陈蕴珍在巴金家附近的小馆吃饭、叙旧。

　　如果与之后的严酷岁月相比，1956年仍然是最好的时光之一。

　　1972年，沈从文自湖北五七干校返回北京。因记挂老友，他四处打听，从亲友处听闻：巴金满头白发还在上海郊区种菜。6月14日，沈从文得到陈蕴珍的地址，便写了一封信，简述自己八年来的经历和当前情况，还提到了很多旧友。

　　巴金晚年曾多次在文章提起这封信：“我不敢背着工宣队‘进行串联’，我怕得很……我并不希望从文来信，但是出乎我的意外，他很快就寄了信来，我回家休假，萧珊(陈蕴珍)已经病倒，得到北京寄来的长信，她拿着五张信纸反复地看，含着眼泪地说：‘还有人记得我们啊！’这对她是多大的安慰！”

　　不到两个月，陈蕴珍病逝，巴金说自己当时还是审查对象，“没有通信自由，甚至不敢去通知萧珊病逝。”

　　1974年，沈从文再赴上海看望巴金等朋友，在次年给黄裳的信中，他说及这次会面，“女主人已去世，彼此都相对白头……虽依旧谈笑风生，事实上心中所受伤害，已无可弥补。”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朋友，都能在挺过风暴的暮年谈笑、感慨。

　　1980年3月，就在沈从文引发日渐关注之时，《诗刊》发表了丁玲的《也频与革命》，对沈从文五十年前写作的《记丁玲》提出极其严厉的指责，在丁玲看来，《记丁玲》是一部编得很拙劣的“小说”，信笔编撰了胡也频与丁玲与革命的关系。于是，在丁玲的文章中，沈从文成了“贪生怕死的胆小鬼，斤斤计较于个人得失的市侩”。

　　1931年，胡也频被捕，沈从文奔走于上海和南京之间试图营救，后胡也频被杀害，沈从文冒险护送丁玲母子从上海回常德。1933年，丁玲被秘密逮捕，沈从文公开严词谴责当局，寻求救助。

　　《也频与革命》是由邵燕祥编发的，邵为此内疚不安，曾给沈从文写信解释。7月，沈从文回信：在他们的夫妻的困难中，别的“正人君子”不为之奔走，为什么倒反而派到我这个“市侩”头上来，……她若不太善忘，那本《记胡也频》的版税，还是由她拿去！并且到后迫得非送孩子返回湖南不可时，为什么不要个真正的侠客去冒险，这相当危险的差事，又轮到我这个“唯利是图”的“市侩”头上？

　　沈从文与丁玲相识于1925年，当时，胡也频为《京报·民众文艺》副刊的编者，沈从文是作者，而丁玲是胡也频的女友，三人都是20出头的年纪。

　　一家人的离合

　　1956年的北京东堂子胡同51号宿舍，日子虽是细密穷白，但有风暴之前最后的安宁。

　　一家人在一起，时而开启一下那台上海牌收音机。沈从文还分期付款买了捷克电唱机，两个儿子后来时常每月拿出工资的十几块、七八块买张密纹唱片，多半是交响乐、小提琴协奏曲、钢琴协奏曲。

　　1958年，沈从文的长子沈龙朱被定为”右派“，这一年，他24岁，还是北京工业学院的大四学生，被学校开除并转入校办机械厂。到1979年摘掉“右派”帽子时，沈龙朱已经是45岁的中年人。

　　1960年的饥荒，同样袭击着沈从文的家人。沈从文兄弟姐妹九人，1927年九妹沈岳萌从湘西家乡出来跟着沈从文生活过十几年，这个俊秀的女子，没有熬过那段日子，病死在沅水边乌宿河滩上。

　　1966年还是来了，东堂子胡同里乐声再无，七八十张唱片被抄走，三间宿舍，不得不腾出两间，藏书被当废品卖掉，被沈从文当作女儿收养的沈朝慧则被注销了北京户口。一间小屋，只剩下两个老人。

　　沈朝慧在各地的亲戚间流徙，沈从文致信江青，希望能准许女儿回到身边，为他的文物研究做点辅助绘图一类的事情。沈从文在1968年写的一份申诉材料《我为什么始终不离开博物馆》对这件事有所引述：“……惟对锦缎研究，拟恢复三几百种健康活泼可供再生产参考取样的图样，留着我女孩作助手，不要公家一分钱，或者在不甚费事情形下，即可完成。”

　　这样的请求，当然不会有结果的。直到1968年沈朝慧与中央美院教师刘焕章结婚之后，仍担心没有户口，随时可能被清查赶出北京。

　　之后，张兆和与沈从文先后赴湖北干校。1972年2月下旬，沈从文返回北京，70岁；8月24日，张兆和从丹江返回北京，62岁。

　　不能不说，乱时代造成的家人的离散，加剧了一个文人的老弱。1974年，沈从文的孙女沈红读了半年书，却被告知，因她的父母在四川，不能继续读书。两个老人去街区文教组商量借读，在门口等了两个小时才被接见，回答依旧是“不行”。沈从文写信告诉儿子，“妈妈不会办交涉，我更不会，大家一打官腔，我们即无话可说”。

　　一直到1980年左右，这个家才好了起来，两个孩子相继返京，沈从文接受了前门东大街不足40平的房子，虽处闹市，但沈从文欣慰的是——卅年来，三姐算是有了个十一平方的单用房间。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社科院“优先”分配给沈从文一套新宿舍，三十六平方米，三小居室。比原来是好一些，但仍然不足以让沈从文把文稿图片摊开来工作，所以他并不想要。巴金来京出席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春节茶话会，特意向周扬提出沈从文的住房问题，周扬当时答应帮忙，过后就没有了下文。一九八零年二月二十八日，沈从文给巴金的信里描述了他和张兆和轮流用一张桌子的情形。

　　北京和香港要出沈从文的作品选集，沈从文主要依靠香港的翻译本，把拟选旧作校改后，张兆和再重新校一次，“因住处只一张桌子，目前为我赶校那拟印两份选集，上午她三点即起床，六点出门上街取牛奶，把桌子让给我工作。下午我睡睡，桌子再让她用到下午六点，她做饭，再让我使用书桌。这样下去，能支持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