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则关于抗日老兵周福康的微博，这几天被各大新闻网站转载。昨天下午，腾讯新闻也在微信上推送了这条消息，一时间成为网友中秋热议话题。

　　有网友评论说，这段故事简直是电影《海角七号》的翻版，很多网友关心老人现在的生活。

　　老人的现状如何？他还能见到69年前的那位日本恋人吗？

　　昨天中午，快报记者来到坎山镇塘上社区最繁华的塘上街口。

　　我问街口小卖部的大姐认不认识周福康，她笑着说，“这老头谁不认识，每天骑着三轮车到处捡破烂，以前还是国民党部队的军官呢！”

　　在平房外的空地上，堆满了各种破烂废品，但已经被人做了分类，破雨伞上的铁丝骨架放在破烂堆的最里面，打包好的一叠纸板在最外面。

　　“这就是周福康的家，这些破烂都是他捡来的。”在堆满破烂的那件平房的隔壁一间屋子里，一对中年夫妇正在准备中秋夜的团圆饭，蒸锅里白斩鸡飘出香味。

　　听说我来采访，中年妇女和四合院里的其他邻居走了过来，“最近来了好几批记者，还有日本人呢。”一位邻居大姐说，周福康92岁了，他以前去台湾接受日本兵投降的故事，司马第巷子里人几乎都知道，因为他(周福康)脑袋特别活络，以前的每件事都记得清清楚楚，只要别人愿意听，他就会不停地讲，“我已经听他说了四五遍了！”

　　周老先生不在家，他每天上午会骑着电三轮出门去捡破烂，要晚上才会回来！邻居大姐说，“不过你们可以问问他阿嫂！”

　　老兵每天外出捡破烂

　　捡到喜欢的书会留下来自己看

　　在周福康老人住的平房的后门，找到了一位白发老人，她是周福康老人的嫂子王月仙，今年91岁，身板也很硬朗。王奶奶说，周福康膝下无子女，现在住的房子还是租的。“不过还好就住在我们边上，平时还有个照应。”

　　不过，王奶奶的儿子说，叔叔脾气蛮倔的，不喜欢别人帮他，他每天出门捡破烂，自己养活自己。

　　“对，他就是倔头倔脑，日子过得也真是苦！”王奶奶说着，带我们走进周福康老人住的屋子。屋外的房门没上锁，王奶奶说，福康从来不锁门，他说家里全是破烂，没什么值钱的东西。

　　走进周福康老人的家，屋内共有两间房，一间是他的卧室，许多蜘蛛网把白墙变成了灰色，柜子和木床十分破旧，屋子里有两件电器，一个是老式收音机，王奶奶说那是周福康捡破烂捡来的，他每天都要听新闻；另一件电器是一台崭新的空调，社区免费来装的，不过周老先生几乎没用过，因为邻居曾跟他半开玩笑：“开一晚要两块钱！”

　　老人住的另一间屋子是客厅，也堆满了破烂，在客厅的方桌上，摆着老人已经准备好的中秋夜晚餐——一碗酱油汤煮的发涨的面条，碗边上，还摆着几本书，有现代汉语词典、新版英语语法训练、半月谈杂志……周福康的侄儿说，叔叔把破烂捡回家以后会分好类再卖钱，但只要是书籍，他都会自己先看，喜欢的书就会留下来。

　　萧山沦陷参军

　　1945年随部队赴台受降日军

　　昨天下午1点多，正和周福康的嫂子、侄儿闲聊时，屋外传来刺耳的刹车声，一辆电动三轮车刚停稳，一位老人就从车上跳了下来，双手来回擦了擦已经洗得发黄的淡蓝色衬衣，快步上前握住我的手，“我侄儿打我手机，说有记者来了，我马上就从瓜沥赶回来了。你好你好！”

　　眼前的周福康气色红润，他从屋子里拿出几张竹椅，搬到四合院的石榴树下，招呼我坐下。

　　“先从我的出生说起吧。我出生在萧山坎山塘上。”周福康说。

　　我1923年2月8日出生，十五六岁时，在绍兴稽山中学念书，那是一所很有名的学校。

　　16岁那年，日军入侵，萧山沦陷，我从学校跑了出来，参军救国，我记得那时候我们这些学生兵都叫做补充兵，我当时所在部队的番号是国民革命军第70军。因为我有文化，最初就在107师下面连队当文书，那个时候当兵的要是有文化很容易被重用。

　　参军两年后，部队一个叫政工服务队的在内部招人，要求是有文化，能写材料，能帮长官处理一些文件。我所在团的长官推荐了我，我就成了107师政治部的一名文员，是国民党军官里职务最低的，相当于现在的科级干部。后来，我还参加了当时第三战区的干训团。

　　1945年，我已经是个团干事，中尉军衔，相当于连长级别，我们的部队当时在温州、福建福鼎一带活动。

　　1945年9月，上级命令我们70军赴台湾岛接受日军投降，我们坐的是美国人的兵舰(运输舰)，从宁波港出发，在台湾基隆登陆，那时我们的军长是陈孔达中将。

　　周福康老人和我们聊天时显得非常有条理，他能准确地说出他在部队时每个长官的名字，遇到我们没听清楚的名字，他会在纸上帮我们写出来。

　　到达基隆后，我们70军马上进驻台湾的新竹，部队驻扎在新竹的国民小学，那时候台湾的学校很多，大多是日本人办的，学校里教学生说日语，教材也是日文的，目的就是为了把中国人改造成日本人。有学生还告诉我，日本教员对他们说，会说日语的是一等台湾人，和日本人同等级，不会说日语的只能是二等台湾人。

　　当时留在台湾的日本人，军人是首批乘船撤回日本的，等我们部队安定下来后，日本部队基本上都撤走了，留下的都是些日本侨民，我们驻扎的新竹国民小学就有很多日本教员，都是年轻姑娘。

　　司马第巷子里的邻居都听过

　　捡破烂老头受降日军的故事

　　按这位大姐指引，我来到离街口一里路一个靠河的小巷口，巷口的门牌写着“司马第”，和镇上其他地方清一色混凝土楼房不同，巷子两旁一间挨着一间的都是粉墙黛瓦圆木房梁的老房子，走过老房子的房门口，就有一阵凉意袭来。

　　巷口一位染着黄发的小伙听说我找周福康，指着一个石拱大门的四合院子让我进去，“我听房东说，那房子有上百年岁数了。”

　　“那当然！”住在四合院最外面一间屋子的大伯说，这个院子以前住的人叫司马第，是乾隆皇帝的拜把兄弟，后来当了王爷，原来巷口还有一块司马第的牌匾，文革时被砸了。

　　现在，住在司马第的原住民大多都是老年人，空下来的屋子，都租给在附近工厂打工的年轻人了。大伯说着把我领到四合院东北角的一间平房，“老人就住这儿！”

　　其实释放以后我过得也不怎么样。那时候赶上文化大革命，白天8小时劳动结束后还要戴高帽被批斗，跟坐牢也差不多，只是有工资了。

　　说到这儿，周福康情绪有些低落。我问他，为什么不结婚生孩子？他叹口气说：“不是我不想结，是没条件！”

　　他说：“刑满释放后我快50岁了，哪还讨得到老婆？而且我当时什么也没有，身上还背着刑满释放人员的名声，谁愿意嫁给我？不过我倒听说有一个刑满释放人员在当地娶了老婆生了孩子，不过那是极少数。”

　　61岁回到故乡又几经波折

　　在杭州的弟弟收留了他

　　在呼伦贝尔的工厂里，周福康一干干了好多年，直到文革结束，四人帮倒台。

　　对了，我这几天都在听广播，说最近电视里在放一部关于邓小平的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里面就讲到邓小平如何纠正“两个凡是”的错误，我听了很高兴，我想到了那时候，我在厂里的工资连升了两级，一个月有50多块，好比现在的5000多块呢！

　　不过，我总归还是想回老家去，那时候提出“投亲靠友”的口号，我61岁的时候，终于从呼伦贝尔回到了杭州，投奔我弟弟，他把我安排在横河桥，就是现在杭州的金衙庄一带，离城站火车站不远。

　　那时我弟弟介绍我去杭州××塑料厂当临时工，一个月工资50块，不过做了一年多，我们那个姓王的厂长因为作风问题被撤职了，新上来的厂长听说我以前是国民党就处处为难我，我这个人脾气也很倔，我就不干了。

　　1986年，那年我63岁，我来到杭州石桥沈家村，当时村里领导对我特别好，给我8亩土地，每年种的粮食蔬菜只要交完公家的，剩下的都能留给自己。

　　在台湾遇到边见须惠子那段时间是我最开心的日子，杭州在沈家村的那15年就是我第二开心的日子。

　　可惜，沈家村后来撤村建居，农田变成了楼房，我也只好回到萧山坎山。

　　现在，周福康老人住的屋子是跟别人租的，屋子边上就是他嫂子和侄儿的房子。他是低保户，每月有618元的补助。他的户口还在杭州。低保的这笔钱是要到杭州领的，老人就把存折给他在杭州的弟弟，让他帮着领。平时，周福康就骑个电动三轮车去外面捡破烂贴补家用。

　　“我每天上午十点出发，下午四五点回来，中饭外面随便吃点，晚饭回来自己做。吃得最多的是面条煮青菜，放一点菜油，又饱又健康。”周福康说，“捡破烂一天大约能赚30块钱，还能锻炼身体。你看我身体多好。”

　　周福康说：“本来，我想我这捡破烂的老头也没必要再去找她(边见须惠子)，让日本人知道我在中国捡破烂也挺没面子的……唉，其实，我还是很想再和她见一见的。”

　　22岁遇到漂亮日本女教员

　　她弹钢琴的模样打动了我

　　1945年9月，周福康22岁。就在这年，他遇到了边见须惠子。

　　那时候台湾的学校设备很齐全，除了教书的教室，还有美术教室、音乐教室，没有任务时我最喜欢去音乐教室，那里经常有教员在弹钢琴，钢琴发出的声音真的很好听。

　　有一次，我看到一个日本女教员在弹钢琴，我也跟着哼了起来，她转过头朝我笑了笑，是个很漂亮的日本女孩。那时我就被她的琴声和外貌打动了……

　　“原来她就是那个台湾婆呀，哈哈！”一位年轻的邻居女孩听到我们的谈话，围了过来，笑着说，“爷爷(周福康)经常跟我们讲他的爱情故事，说是在台湾认识一个姑娘，名字不好记，我们都叫她台湾婆。”

　　坐在边上的王奶奶和儿子，还有邻居们听了都笑了起来，周福康也笑了，眼里有泪光。“她不叫什么台湾婆，她叫边见须惠子，是一位日本教员，就是教师，教音乐的。”

　　不过，第一次见到姑娘时，因为语言不通，我们只是互相点了点头，也没有做正式介绍。后来有一次一位会日语的中国教员帮我们做翻译，我们才算正式认识。

　　后来，只要有空，我就故意往音乐教室门口走过，每次看到她，我就表现得好像碰巧经过遇到，然后我会站在钢琴边听她弹琴。有时候我哼一些我们的歌曲，她会随着我哼的调子把曲子弹出来……

　　有时候，我会让中国教员帮我做翻译和她聊天，但教员在，我又不能讲太多(肉麻的话)，不过很快我去找她都不叫翻译了，语言不懂也没关系，她弹琴我懂就行啊！

　　有一天去音乐教室找她

　　边见须惠子已经被遣返回国

　　刚才说周福康整天唠叨台湾婆的那个女孩说，“以前就听你说起去台湾，遇到个台湾婆，这些故事你怎么不和我们讲啊！”

　　“这些东西说出来多难为情！”周福康摆了摆手。

　　“那她现在在哪里？你可以让记者帮你去找找啊！”年轻女孩说。

　　1945年11月，有一天我去音乐教室找她，她不在，别的日本教员也不在，帮我们做翻译的中国教员说，边见须惠子和其他日本教员已经被集中起来，就要遣返回日本，以后再也不回来了。

　　11月的一天，我从新竹赶到基隆港去送她，在码头，她看上去不太高兴，我让中国教员帮我翻译了三句话给她，第一句是我来看看你，以后再也没法见了；第二句是最后一次向你告别；第三句话是我会很想念你！

　　但第三句话我让翻译不要说了，因为当时我已经有点控制不住了，但作为军人，在那种场面我不能太激动，本来我想说完最后一句道别的话就上去拥抱她，可我还是没那么做。我们挥了挥手算作告别。这一别就是69年。

　　说到这里，周福康的眼眶红了，“她可能已经死了！”

　　周福康说，1945年12月，他听团部的战友说，有艘装满日本侨民的船，在开往日本时，碰到日本海军遗留下的水雷，爆炸沉没了，一个生还者也没有，不知道边见须惠子坐的是不是那艘船。但就算不在那艘船上，这么多年过去，现在想见到她也谈何容易！

　　半个月前，日本《读卖新闻》有个记者叫牧野，他和翻译来找过我，牧野记者说会帮我找找边见须惠子，现在半个月过去还没回音。我想她估计已经不在了，牧野记者怕我难过就没告诉我。

　　1947年，我随部队返回大陆，驻扎上海金山。当时，国民革命军的军队编制进行了调整，我们70军改编为整编第70师，我从团干事变成了机枪连的指导员，还是中尉军衔。

　　那年，我们部队被调到徐州战区跟解放军交战，我们伤亡惨重，那时我的长官是刘峙，后来节节败退，退到了台湾岛……我回到了萧山老家。

　　判刑15年关在内蒙古呼伦贝尔

　　出狱后从一级工做到了三级工

　　说到回萧山老家以后的生活，周福康的情绪反倒显得很平静了。这期间，他经历了牢狱和被批斗的生活。

　　1955年，我因为参加过国民党军队，加入过国民党，被老家干部揭发，判为反革命罪，刚开始我死不认罪，那都是建国前的事啊！可是村干部威胁我如果不认罪，就把我全家抓起来，定性为反革命家庭。那时我家里还有个弟弟，1949年建国前就是共产党的干部，我不能拖累他们，只好认罪，被判入狱15年，关在内蒙古的呼伦贝尔。我还记得我改造的农村叫做乌兰农场，我刚去时那里就是一片荒地，经过我们这些犯人劳动改造十几年，乌兰农场全是庄稼了。

　　1970年，我刑满释放，在呼伦贝尔的一个工厂从一级工做到了三级工。其实我一直想回来，但这里(老家)说我参 加过国民党不肯收我。

　　昨天下午，快报联系了中国外交部新近开通的12308领事保护热线。

　　领事保护回复：可以由当事人自己拨打我们服务电话，根据当事人提供的情况，我们会和当地的使领馆取得联系，协助查询。

　　日本《读卖新闻》驻中国记者牧野，曾采访过周老先生。昨天晚上，快报与牧野先生通了电话。

　　牧野说，今年8月下旬，他通过一个老兵志愿者的介绍，和中国作家协会作家方军一起去采访了周老，也试图帮助周老寻找他的恋人边见须惠子。“但是，我们从老人这里知道的惟一线索，就是边见须惠子曾经在台湾新竹的一所小学教过书。后来，边见须惠子回国时乘坐的船可能被水雷炸了，生死未卜。”牧野坦言，仅凭这些线索，要找一个70年前的人，完全不知该如何下手。（都市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