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杭州9月18日讯(浙江在线记者 吴佳蔚)1937年11月5日，一个浙江人民永久难忘的日子，那一天，日本侵略者带着大炮、尖刀和细菌登陆杭州湾，开始践踏这片富庶的中国江南名省。
被黑暗笼罩的浙江大地上，一批勇敢无畏的革命力量迅速集结，他们中有土生土长的当地人，也有来自宝岛台湾的他乡客，有学富五车的知识分子，也有本分质朴的农民。八年抗战给浙江带来3924080万元(国民党旧法币)的巨额经济损失，死难同胞达405125名。
9月18日，为纪念“九一八事变”爆发83周年，浙江省档案馆曝光一批珍贵抗战旧照，从而揭开了尘封77年的浙江抗日记忆。
浙江省档案馆方面表示，希望通过这些老照片，向人们揭露战争的残酷，激发国人的爱国热情，珍爱和平、勿忘国耻。
台籍将领组“台湾义勇队”
支援金华地区抗战
1939年初，台湾爱国志士李友邦带领30多位台胞来到金华，在金华市区原酒坊巷18号成立“台湾义勇队”，同时成立“台湾少年团”和抗战时期第一家台湾医院。
此后的7年时间里，“台湾义勇队”逐渐发展成台胞参加祖国抗日斗争中人数最多、活动范围最广、影响力最大的抗日团体。今天，在金华市区依然保存着李友邦创立的首家台湾医院。
李友邦是台湾义勇队的核心人物，这位后来被称为“台湾革命理论家”的民族志士，早在14岁就读台湾师范学院时就参加了反日协会组织。
1924年，20岁的李友邦袭击派出所时，与日本警察发生正面冲突，被日本警察搜捕。
李友邦连夜逃亡，南下广州，开始了传奇的革命生涯。在黄埔军校，李友邦结识了孙中山和廖仲恺，并在两人的帮助下，形成革命思想。
1932年，李友邦在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担任日语教师期间，因宣传爱国救国，同情热血青年，受到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注意，被捕关进杭州陆军监狱。
同一年，李友邦的二弟李友先被日本特务枪杀。而李友邦的三弟李友烈，也在1934年死在日本特务的刑讯室里。
直至“七七事变”后抗战爆发，坐了5年牢的李友邦终因“没有犯罪证据”，被释放出狱。
1938年10月，在当时的浙江省政治文化中心金华，李友邦决定组织“台湾义勇队”。此前，“朝鲜义勇队”于1938年10月10日在湖北汉口成立，在第五战区和第九战区做瓦解日伪敌军的政治工作，给了李友邦很大鼓舞。
1938年秋天，中共浙江省委统战委员会书记张锡昌派中共党员张毕来去金华，帮助李友邦筹建台湾义勇队。首批义勇队员来自集中在福建崇安(即现在的武夷山市)的流亡台胞。
李友邦不仅救了这批同胞，还使得他们贡献自己的才能，成为抗战的积极力量。“台湾义勇队”利用队员一般都会日语的优势，协助各抗战部队收集日军资料和情报，并积极参与日语翻译和日俘管理工作。
据统计，1937年，居住在祖国大陆的台湾人，华北有182人，华中有748人，华南有12805人，总数达到13735人。第一支由台湾同胞在大陆组成的武装抗日队伍终于诞生了，它以“保卫祖国、光复台湾”为号召，在民族团结共同御侮上具有神圣的意义。
为阻断日军南下
茅以升自毁处女作
钱塘江大桥位于杭州西湖之南，六和塔附近的钱塘江上，由“中国桥梁之父”茅以升主持设计，是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座双层铁路、公路两用桥，连接沪杭甬铁路、浙赣铁路的交通要道。大桥于1934年8月8日开始动工兴建，1937年9月26日建成，历时三年零一个月时间，总投资540万银元。
无论此生设计过多少知名桥梁，钱塘江大桥始终是茅以升为之骄傲的处女作。
1937年7月7日，茅以升有一种连他自己也不愿意正视的预感，作出了惊醒世人的重大决定——他在大桥南2号桥墩上留下一个长方形的大洞。对于这个原设计中没有的重大改变，茅以升没有向任何人解释原因。
1937年8月13日，淞沪抗战终于爆发，整个9月、10月，淞沪抗战异常激烈。战争的硝烟已经弥漫到杭州上空，钱塘江大桥的施工也进入了最紧张的阶段。
9月26日，钱塘江大桥的下层单线铁路桥率先通车。茅以升期盼着上海能够阻挡住日军进攻的脚步，然而，持续了3个月的淞沪会战终以上海陷落结束，杭州也危在旦夕。
筋疲力尽的茅以升明显地感到他已无力把握这座大桥的命运。
11月16日，茅以升接到南京政府命令：如果杭州不保，就炸毁钱塘江大桥。茅以升在南2号桥墩留下的长方形大洞，其实就是预防这一时刻的来临。
当晚，茅以升以一个桥梁工程学家严谨、精准的态度，将钱塘江大桥所有的致命点标示出来。整个通宵，100多根引线，从各个引爆点全部接到南岸的一所房子里。
怀着亲手掐死亲生婴儿一样的痛楚，茅以升一直陪伴着历经艰险建造起来的大桥，直到亲眼看到最后一根引线接好。这是茅以升一生中最难忘、最难受、最难捱的一天。
11月17日，是茅以升多么渴望却又没敢指望的大桥全面通车的第一天，当第一辆汽车从大桥上驶过，两岸数十万群众使劲鼓掌，掌声经久不息。茅以升后来回忆说，“所有这天过桥的十多万人，以及此后每天过桥的人，人人都要在炸药上面走过，火车也同样在炸药上风驰电掣而过。”
1937年12月23日下午1点，茅以升终于接到命令：炸桥。
当天下午5点，日军的先头部队已隐约可见，人群被强行拦阻，所有的引线都点燃了。
随着一声巨响，钱塘江大桥的两座桥墩被毁坏，五孔钢梁折断落入江中。总长1453米、历经925个日日夜夜、耗资160万美元的钱塘江大桥，最终在通车的第89天瘫痪在日寇侵略的烽火中。
大桥炸毁的这一天晚上，透过苍茫暮色，茅以升凝视着由他一手炸毁的大桥残影，以及江北岸愈来愈亮的火光，满腔悲愤地在书桌前写下8个字：“抗战必胜，此桥必复”。
他的愿望直到1946年才得以实现。抗战胜利之后，钱塘江大桥被修复，成为浙赣线上的关键性工程之一。
仿佛是命运开了一个玩笑，当年，日军士兵友永河夫在硝烟弥漫中，拍下了炸毁后的钱塘江大桥。几十年后，友永河夫来到北京，带着对战争的忏悔，将他拍摄的这张照片亲手交到了茅以升手中。
浙江民众救助美空军
成日本疯狂报复主因
1942年4月18日清晨，由美国空军中校杜立特尔率领的16架B-25轰炸机，在距离日本东京650海里的海面上，从大黄蜂号航空母舰上起飞，直插东京上空。一枚枚炸弹投向东京、名古屋等大都市，随后它们迅速低空掠海，飞向中国。
80多名机组人员原本的目的地是位于衢州、江山、南昌等地的机场群。但由于燃料耗尽和天气原因，16架飞机全部坠落，其中14架坠落在中国境内。75名飞行员中，有62名被浙江临安、江山、衢州、象山、三门等地在内的中国军民救助，并安全脱险。这一段故事被传为佳话。
1942年4月19日开始的一个月内，日机轰炸衢州机场就达59次，机场附近9个村被杀绝。
为了彻底破坏该地区的机场，消除美国利用这些基地空袭日本的战略意图，日军于5月15日发动浙赣战役。
此外，日军还进行了细菌武器攻击，浙江是遭受日军细菌战危害最为严重的地区。全省有8个市，约30个县受到细菌武器的攻击。
据不完全统计，鼠疫、炭疽、霍乱、伤寒(副伤寒)、白喉、痢疾等细菌武器在浙江造成死亡人数约6万人，受伤达数十万人。
杭州师范大学教授袁成毅表示，日军发动这场战役的导因，就是美国空军利用浙江境内的机场实施了对日本本土的空袭。“这正是好莱坞电影《珍珠港》中出现的那场空袭。日军为了报复，从1942年4月开始对衢州机场轰炸了59次。从世界反法西斯的战争格局上看，浙赣战役是中国为盟军承受的一次巨大报复。”
在浙中国空军战绩辉煌
笕桥中央航校培养大批人才
浙江理工大学教授渠长根则高度赞赏了在浙的中国空军作战英勇。
据他介绍，抗战初期，中国空军在人员、设施、设备的数量、质量诸方面，都处于绝对的劣势。但空军勇士不畏强敌，在1937年全面抗战之初的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等重大战役中敢打敢拼，创造了辉煌的战绩，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尤其是1937年8月14日，驻守在杭州笕桥中央航空学校的中国空军在城东上空迎击来犯日军飞机，击落敌机6架而自己无一伤亡，创造了‘八一四’空战大捷。”渠长根说，之后，浙江各地掀起了兴建空军基地场站、建设防空系统和民防网络的热潮，尽最大能力增进迎敌的有效性。
成立于1932年的杭州笕桥中央航校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空军的摇篮，不仅建立了当时中国最先进、最完善的航空军事教育体系，还衍生、培育出空军军官学校、空军军士学校和航空机械学校等航空教育机构，培养了大批优秀的空军人才，成为抗战主要的空军力量来源。
抗战中后期，浙江各地以提供空军基地服务、营救美国空军勇士、抗击日军野蛮的细菌战和大轰炸等，为抗战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和特殊的贡献，成为全民族抗战中的重要一环。
另据日军大本营陆军部记载：“因受杜立特尔空袭的刺激，于4月30日发令摧毁浙江机场群的作战……其作战规模相当于原计划的三倍，只怕是一次得不偿失的作战。事实上，由于发动这一作战，使1942年为解决中国事变进行的更大作战受到了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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