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10月30日讯 (浙江日报记者 夏丹)“我们在印尼谈一个项目,总投资90亿美金,全印尼的保障性住房。你们的电表业务在印尼发展得很好,在当地有多年的发展经验,我们共同成立一家合资公司,为当地老百姓服务,这样不是很好吗?咱们合作吧。”
在日前举办的浙江国企民企对话会上,省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高兴夫,现场向华立集团董事局主席汪力成抛出橄榄枝。
国企民企并蒂开花
七分民营,三分国有,这是浙江经济最大的所有制结构特色。就是在这样一个民营经济占主导的省份,国有经济不但没有萎缩,反而越做越强。与此同时,民营经济的活力同样得到精彩释放。
过去的十年,浙江国有企业数量位居全国倒数第一,只占全国国有企业数的1.81%,却实现了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净资产、净利润、总营收三项指标在全国位列第三、第四和第七。
与此同时,浙江民营经济总量也在不断扩大。到2013年末,全省民营企业创造经济增加值23500亿元,比上年增加6.3%,占全省GDP比重为63%。近十多年来,我省民营经济增加值占全省GDP的比重,始终保持在60%至70%之间。
“民营企业为主的经济大环境,逼着我们不断去改革,去适应市场竞争。”高兴夫说。
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吴国潮,历数了省能源集团的前三桶金,其中第二桶便是“浙江经济迅猛发展,尤其近十年,对能源的巨大需求”。
在浙江,国企民企是一种共生共荣的关系。浙江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史晋川,从两个纬度解读了“共生共荣”:一方面,民企发展为国企提供了好的环境,如财力支撑、好的政策环境等。同时,民营经济占全省经济的三分之二,十分有利于形成规范的市场竞争环境,充分竞争,使国有企业也要按照市场规则来出牌;另一方面,很多浙江民企创办之初,是为国企做配套服务的。“在浙江这片森林中有好多参天大树,因此形成了相对比较好的生存环境。浙江是最有条件做混合所有制的地方。”史晋川说。
混合所有合作共赢
当前正在筹备整体上市的浙江物产集团,400多家各级子企业中,仅10家为全资公司,混合所有制企业比例达到了97.5%。“可以说,没有混合所有制,物产进不了500强。”省物产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挺革表示。
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这家民企四年前控股了国企杭叉股份,持股后者52%的股份。“四年下来,杭叉股份利润翻了200%,销售额翻了100%。四年里,巨星与占股25%的杭叉股份合作十分愉快。”该公司董事长仇建平说。
“作为一家创投公司,公司基金层面在2009年就与省内国企混合,混合过程中他们也得到了非常好的回报。”浙商创投有限公司董事长陈越孟说。
到2013年底,省属国企各级企业1935户中,各类混合制企业户数占比72.4%。省属国企母公司层面,已经有三家混合所有制公司,即萧山国际机场有限公司、省建设集团、浙江产权交易所。
三重障碍尚待破局
在浙江国企民企混合所有过程中,“混”得好的不乏实例。但“混”之后“合”得好,并不那么容易。诚如上面提及的省建设投资集团抛出的橄榄枝,就被汪力成礼貌回绝,“我们可以进行项目合作,甚至可以全面合作,但不一定要成立合资公司”。
与会的多家国企、民企负责人均表示,在国企民企混合过程中,既有混得好的也有混得不好的。吴国潮举了一个典型例子,在过去两届浙江国企民企对接会中,省能源集团抛出了包括电力、煤气、能源等多个项目,有些项目甚至是央企都十分想要的,令人遗憾的是,两年里只有一个项目与省内民企达成合作意向,仅仅是有意向,基本谈不成。他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与民营企业自身财力有限相关。
对此,汪力成从民营企业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国企抛出的多数项目都是“不赚钱的巨无霸”,再就是上下产业链条仍然受制于国企的项目。
虽然难“混”、怕“混”情绪存在,但坚持发展混合所有制这一必然方向,为参加对话企业一致认同。而且这一方向,也是下一步浙江国企改革的主要方向——“以国有资产证券化为抓手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有熟悉浙江国企改革的消息人士透露,下一步浙江将加大企业改制、推进上市等工作力度,积极推动国有资本与非国有资本交叉持股、相互融合;同时加快建立省属企业产业发展战略合作项目发布机制,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改制重组和国有企业重大项目建设,使各类资本的合作形成长效机制和良性循环。
“之所以民企对混合所有制缺少信心,主要有三点担忧,一是国企能拿出什么样的项目来合作,二是国企肯不肯出让控股权,三是政府能否彻底放弃行政干预。”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刘胜军认为,混合所有制的成败在于细则,需要一个好的机制推动。而衡量混合是否成功的标准,在于混合有没有给国企经营机制带来变化,如改变国有一股独大、解决国企管理层激励机制等难题。像有的央企拿出部分的业务向民资开放,但这并不能解决上述难题,结果也可以想象。
当前,浙江国企改革的方向已然明确。除了坚定不移发展混合所有制,还将根据国企性质进行分类改革,对公共服务类、功能类、竞争类三类国企,在股权结构、产业布局、考核方式上进行分类指导;同时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突出市场化导向,尤其在关键的用人、激励约束机制上有所突破。另外,在国资监管体制上,向管资本为主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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