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新常态已是当下中国经济的热词。从新常态的视角看浙江经济，人们或许注意到了那些变化——关于速度、质量、效益等等。在新常态视角下，更重的任务已摆在面前——在经济减速和提质增效中实现新平衡。
其实，近年来的速度放缓并不意味着要在新常态下不再关注速度。浙江经济要积极适应新常态，必须更加有为。调结构、促转型、尽快形成经济新优势，走上全面、协调、可持续的道路，继续走在前列。从认识新常态的此刻起，新常态下浙江经济运行的列车要行稳致远。本报今起推出一组“新常态下新发展”，报告市场主体的新动向。叩问新常态下的发展新思路、新空间。
在打造浙江经济“升级版”、建设“两美”新浙江的当下，如何正确看待新常态？近日，记者就此采访了数位我省经济政策研究者和专家学者。
新常态，新特征
何谓“新常态”？
省发展规划研究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潘毅刚说，从字面上看，新常态就是不同以往的、相对稳定的状态。这是一种趋势性、不可逆的发展状态，意味着中国经济已进入一个与过去30多年高速增长期不同的新阶段。而从速度层面看，经济增速换挡回落、从过去10%左右的高速增长转为7%至8%的中高速增长是新常态的最基本特征。
环顾世界，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高速增长后，都会出现增速“换挡”现象。
“不少国家的经济增速都是从8%以上的‘高速挡’直接切换到4%左右的‘中速挡’，而中国经济有望在7%至8%的‘中高速挡’运行一段时间。”潘毅刚认为，中国各个经济单元接续发力保障了发展能量的延续和持久。
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朱卫江认为，对浙江而言，“新常态是国际金融危机引发大调整、我国‘三期叠加’与浙江发展阶段历史性交汇过程，是多重目标达到的新平衡。经济减速可以接受，但必须在合理区间，要有底线，核心标志是提质增效，根本出路是增长动力完成向创新驱动的转换”。
单从增速看，2009年浙江经济结束连续19年的两位数增长，为8.9%，2010年虽然反弹再次达到11.9%，但2011年、2012年、2013年、今年上半年增速均低于10%，可以说已完成由高速向中高速的换挡。
“浙江经济是否达到了可接受的‘新常态’，更为关键的是规模与质量、速度与效益、增长与转型、生产与生活、生产与生态的关系有没有达到一种新的平衡。”朱卫江说，顺利完成“一三五、四翻番”、实现现代化，是比较理想的速度上“新常态”。如果增长速度在7%至9%之间，财政增收、企业增效、收入增长、结构优化、环境洁化、生活美化，这才是我们所期待的“新常态”。
新常态，新思维
由于国际金融危机呈现长期化趋势，结构性大调整远未结束，浙江以往由外贸出口高速增长拉动模式已成为过去，而内需的上升量远补不上外需的下降量，产生总需求不足的局面，如何积极适应这种变化，核心就是要在经济减速与提质增效之间实现新平衡。
阶段性大变化和世界性大调整，必然伴随着经济增速的换挡和转型升级的阵痛，但“新常态并非仅仅是GDP增速的回调”。浙江大学区域与地市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陈建军认为，新常态既要有一定的速度，又要有好的质量效益，对浙江这样的传统产业比重高，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较多的省份来说，要求更高、难度更大。
其实，在“新常态”成为热点词汇之前，由于国内外竞争日趋加剧、资源要素成本不断上升、生态环境制约日益严重等因素，对市场极度敏感的浙江就已经在上述的“倒逼机制”的推动下，率先进入了增速换挡、结构调整、改革攻坚的新常态发展阶段。
“‘五水共治’就是浙江积极适应新常态最好的突破。”浙江省委党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陆立军说，随着浙江进入新常态，人民群众对水、空气、食品安全等环境要素的要求越来越高，“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满足人的需求，发展到了这个阶段，速度的放缓有了一定的容忍度，但还要尽快迎合人民群众的满意度。”
近年来，浙江配套打出“五水共治”、“三改一拆”等组合拳。污染治理势如破竹，更深层面的倒逼经济转型升级也渐渐打开局面，“四换三名”、浙商回归、市场主体升级等一系列措施跟进，支撑了浙江经济在换挡期的合理增速。
简政放权，是浙江积极适应新常态另一佐证。潘毅刚说，市场先发和体制创新是浙江经济取得今天成绩的关键。去年11月以来，浙江省政府建成“三张清单一张网”，试点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厘清政府权力边界，打造“透明的笼子”，释放市场活力。
更公平的竞争环境、更公开的市场信息、更规范的市场秩序、更良好的社会信用、更完善的政府服务等，可以进一步破除行业分割问题和阻碍产业链协作的各种因素，推进产业集群、专业市场与电子商务、现代物流、会展经济等的联动协同发展，构建浙江现代经济、新兴产业发展新优势。
改革红利持续释放，经济发展后劲增强，换来了发展质量的改善。中国科学院自2009年以来连续5年发布的《中国科学发展报告》显示，浙江科学发展总水平均居全国各省(市、区)前5位，2013年GDP质量指数仅次于北京居全国第2位。
新常态，新动力
在当下的经济环境中，GDP质量指数越来越高，这对浙江来说已属不易，但考虑到实现“换挡“之后，浙江经济的大梁由谁来挑起，即经济恢复增长的新动力来自何处？这依然是全省上下正在探索的难题。
为了求得经济增长的“高调复出”，浙江必须找到符合自身的产业定位，并趁机占领高点，才能在未来的发展中占据先机。潘毅刚表示，从上世纪80年代一些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例子来看，当时美国针对经济发展回落的现状，调整经济改革和产业结构，特别增加了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实现了日后“新经济”的繁荣。
从浙江省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看， GDP增长7.2%且稳中有升；财政收入、企业利润、居民收入均高于经济增长速度；装备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改投入、服务业均高于工业增长；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和GDP能耗下降幅度大大高于全年目标。但经济增速接近7%的下限，下行压力仍然较大，房地产和金融领域等各种风险隐患不少，工业生产增速相对较低，工业持续回升动力不足，核心问题是微观主体信心、活力特别是创新动力仍然不足。
解决这些问题，才能达成“新常态”。朱卫江认为，前30年浙江凭借市场先发、体制创新形成特色跨越发展，后30年要走出浙江特色的创新驱动转型发展之路，续写好“八八战略”大文章，必须要全面深化改革，以改革破解发展难题。能否构筑体制机制新优势，对产业、城市、海洋、生态等新优势形成具有决定性意义。
新常态下构筑新优势，实现产业升级是首要任务，要做好减与增。要根据新常态下新发展的需求，一方面淘汰落后产能，一方面鼓励发展新产业，培育新引擎，完成增长动力的转换与接续。
浙江省发展和改革研究所所长卓勇良认为，新常态渗透入区域经济的各个方面，除了产业、企业的发展形态变化外，城市的空间形态也或因此而变。
在卓勇良眼中，集约式发展在浙江已初见端倪。当下要让大企业深深扎根浙江，通过总部经济等方式留住他们，还要为小微企业创造新空间，培育未来的大企业。“浙江要实现新旧动力转换，除了宏观方面的规划，更需要在微观上提高中小企业的创新意识，助其做大做强”。陈建军认为，培育一批具有不断的内生创新能力的中小企业，是实现浙江未来发展的重要力量。
“当然，这一切都是建立在走绿色、低碳、循环发展道路上的。”陆立军说，明净的空气、可游泳的河流越来越成为稀缺品的情况下，浙江花费巨大精力保护的绿水青山，越来越成为发展生态经济的巨大资本，是打造核心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最大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