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手稿

　　 浙江在线01月25日讯 （钱江晚报记者 陈淡宁）在我说想要采访一位总编时，无论是曾经在《当代》做过编辑的吴玄，还是现在《当代》的社长孔令燕、副社长杨新岚，还有社长助理石一枫，几乎一致推荐了周昌义。

　　“老周最能说。喏，那个戴帽子的就是他。”

　　顺着他们指的方向，在王蒙、贾平凹、刘心武、铁凝、阿来等作家中间周旋的，正是《当代》总编周昌义。

　　1985年进入《当代》做编辑的周昌义，一编就是30年。他是《尘埃落定》(阿来作品)的责编之一。

　　终于在会场一角逮着他，关于《当代》的故事，周昌义只是笑了笑：“你去一趟我们编辑部就有了。那个楼一进去，里头都是故事。”

　　北京市朝阳门内大街166号，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所在地，也是《当代》编辑部的所在地。

　　穿过一楼幽暗的楼道，走上二楼，一扇木框玻璃门，门两边贴着红色的对联：“向阳门第春常在，积善人家庆有余”

　　这里就是创刊已经35周年的著名纯文学杂志《当代》的编辑部。

　　错过《平凡的世界》

　　200平米，七个办公室，走道上只能并排站下两个人。编辑们说，也不需要多大的地方，算上社长总编一块儿也就七八个人，就是书堆不下。

　　走廊尽头的书架，看上去年代悠远，上面一捆捆的稿件和信札，都是读者来信、来稿。

　　地上摆着一些摞好的手稿，纸张已经泛黄。俯身一看，蓝色墨水的字迹留在纸面上却依然清晰：布礼、王蒙、一九五七年、八月。

　　而像这样的手稿，除了作家本人之外，大概也只有像《当代》这样的编辑部才能寻得出来了。

　　周昌义说，这么多年，经过他手的稿子多到已经记不清了。但人总就是这样，对错过的念念不忘。

　　他说的错过，指的是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这部在1991年评上第三届茅盾文学奖的作品，与周昌义失之交臂。

　　周昌义说，虽然路遥最知名的两部作品《人生》和《平凡的世界》都不是在《当代》刊出，但《惊心动魄的一幕》和《在困难的日子里》，却都是发在《当代》上。如今，《当代》仍留有路遥写给老主编秦兆阳的信，信上说，自己的这部中篇(《惊心动魄的一幕》)已经被多家刊物退稿，寄给秦主编，是想请文学圣堂《当代》做最后裁决，如果《当代》也退稿，就说明它的确毫无价值，他就将付之一炬。

　　这是网上流传“路遥给《当代》写信，说如果不发就再不创作”的故事的真实版本。

　　《惊心动魄的一幕》刊发，路遥和《当代》建立了不错的关系。但这，却成了错过《平凡的世界》契机。

　　“在《当代》，我分管西北片，看西北五省稿件。那年春天，我去西安组稿，当然是奔着几个见过来稿，没见过真人的青年作者去的。”周昌义说，“当时，陕西省作协有位副主席，告诉我路遥新写成了一部长篇，问我有没有兴趣看。我说，当然有兴趣拜读。我去西安，原本只希望聊出一两篇中短篇，突然得到路遥的长篇小说，那不是天上掉馅儿饼？那位副主席说，路遥新作，是写底层生活的，很多人不一定理解。但路遥相信我能够理解，因为我也出身底层。尤其重要的是，路遥新作写有煤矿生活，而我，恰好就是矿工子弟。”

　　之后这位副主席还转达了路遥的一些希望。如果《当代》要用，希望满足三个条件：第一，全文一期发表；第二，头条；第三，大号字体。

　　周昌义说，其实这些要求一点都不苛刻。有的作家还会提“一字不改”。然而，正是路遥的这三个希望，给了周昌义退稿的“台阶”。

　　“当天下午，在陕西作协的办公室里，和路遥见了一面，寒暄了几句，拿着路遥的手稿回到招待所，趴在床上兴致勃勃地拜读。”

　　在周昌义手上的，是路遥《平凡的世界》的第一部，三十多万字。

　　可周昌义读着读着，兴致没了。他感觉慢、罗嗦，故事一点悬念也没有，一点意外也没有，全都在自己的意料之中。

　　周昌义说，现在想想，当时的中国人，“饥饿”了多少年。读小说，都是如饥似渴，不仅要读情感，还要读新思想、新观念、新形式、新手法。那时候的文学，肩负着思想启蒙，文化复兴的任务，不满足读者标新立异的渴求，就一无是处。

　　得知路遥为了创作《平凡的世界》，是住到了煤矿里每天通宵达旦地写，真正是呕心沥血。周昌义的退稿理由是：《当代》积稿太多，很难满足路遥的三点要求。

　　这并非敷衍，而是实话。在周昌义去西安组稿前，《当代》的正发稿和待发的长篇都不少，有张炜的《古船》、柯云路的《夜与昼》、陆天明的《桑那高地的太阳》等等。

　　后来，《花城》得知路遥有长篇新作，立刻就飞西安，把《平凡的世界》带回了广东，不仅很快刊登，还在北京举办作品研讨会，然而在《花城》发表了第一部之后，居然就没发表以后的部分。直到几年以后，才在《黄河》上登出来。

　　就算是被评上了茅盾文学奖，《平凡的世界》依然命途坎坷。有传言说这次获奖是路遥“活动”的结果。就是在这样的谣传里，路遥突然去世了。

　　周昌义说，路遥是死于肝病，陕西的朋友说起路遥都叹他的心事重，而他的心情当然跟《平凡的世界》的遭遇有关：“假如我当初把稿子带回《当代》，假如《当代》分两期刊登，人民文学出版社自然会出书，自然会送选茅盾文学奖，同样会得奖，而且不会有活动的传说。但这种假定没意义。”

　　很多年后，周昌义在去外地出差的路上，带了《平凡的世界》，重读之时突然发现，跟当年的感觉不一样了。“身为编辑，退掉了茅盾文学奖，退掉了传世经典，怎么说，也是错误。我个人不可能超越时代，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还会犯同样的错误。”周昌义说。

　　他说，自己退稿《平凡的世界》的事，不是为了炫耀，也不是为了检讨。“严格说，跟我个人得失无关，跟我自己的好恶也无关。我只是作为一个见证人，讲述一部经典名著在文坛的命运。”

　　文学期刊不要跟时代扛

　　就像周昌义认为《平凡的世界》的颠沛流离其实是命运一样，《当代》有自己的命运。

　　“从1979年到上世纪80年代末，那是《当代》的第一阶段。那个时候的文学期刊有很多共性，大家都奔着一个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目标。在创作风格方面还没有体现出明显的区别；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是文学共振的时代，其实那时先锋文学已经开始没落，但‘先锋文学’的概念却在兴起。文学期刊也开始朝不同的风格方向分化，作家们也在努力学习先锋的形式。但对《当代》来说，我们始终坚守着现实主义。在概念上，现实主义是传统、落后、保守的，而‘先锋’是个时髦的名词。文学开始与大众拉开了距离。这种情况持续到了90年代末；再来就是21世纪后，‘先锋’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羞涩地往现实主义回归。这两年回到了文学要讲故事，所以大家也会感受到，先锋作品与《当代》往往无缘，马原、莫言、余华这样的作家与《当代》的历史是脱节的。但这恰恰体现了《当代》的风格，我们不归类，也不管哪个思潮，但像王跃文、阎真这样坚守现实的作家还是不断涌现出来的。文学有启蒙、宣泄、消费和娱乐的功能。但《当代》一直相信文学现实主义始终贯穿着我们的现实。”

　　周昌义说，这正是《当代》第一任主编秦兆阳，定下的办刊方向。也是《当代》一直保留的传统。

　　时至今日，编辑部里依然留着秦兆阳坐过的沙发和用过的桌，这些桌椅依然被使用着。就像秦兆阳留下的那句“磨稿亿万言，多少悲欢泪。休云编者痴，我识其中味”传统一样，如今，《当代》的编辑们依然履行。

　　关于如今《当代》的征订数量，周昌义没有报出具体的数目，但却明确地说，数量虽不及最辉煌的50万，但相较前两年是在上升的。

　　“总有一个止跌。文学期刊不要跟时代扛。时代在进步，总会有新的载体不断出来，以后连书报摊子可能都不会有了。而文学期刊也肯定会成为记忆。但无论在什么时候，文学还是会被需要的。它可能在别的载体上永远地繁荣下去，而不一定是在纸上。文学是多层次多宝塔式的，但总有一个塔尖，那里承载着阅读文学的人们的愿望。我们也会尝试做一些新载体的努力，但并不那么看重结果，有个精神引领就够了。”

　　周昌义说，文学进入好莱坞时代，是必然的，但象征性的期刊依然会存在。有了这样的心理准备，就不会怨天尤人。“文学的启蒙意义消失，进入情感宣泄的阶段。等到社会不公越来越少，法制越来越健全的时候，文学在这个阶段的任务也可以放下了。在娱乐时代、消费时代，文学并不是不需要了。命运会让我们做好自己的事儿。”

　　这是一个从业30年的老编辑的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