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左到右：吴玄、洪清波、周昌义、钟求是

　　 浙江在线01月25日讯 （钱江晚报记者 陈淡宁）“温州作家群”这个名词，居然与《当代》有着莫大的关联。

　　无论是程绍国的散文体传记《时代林斤澜》《雁山云影——林斤澜和莫洛、唐湜、赵瑞蕻》、王手的短篇小说《西门的五月》、钟求是的中篇小说《南方往事》、《你的影子无处不在》都为《当代》所关注。

　　《当代》资深编辑洪清波曾经觉得——细腻和情绪化的东西是南方作家的负担，然而，他们仍旧能接受钟求是等作家最终成型的作品。

　　正如《西湖》杂志执行主编吴玄所说：“温州作家们的气质其实和《当代》的定位比较吻合，甚至可以说他们的作品跟生活是零距离的。”

　　编辑吴玄——

　　挖掘出了“温州作家群”，比较有成就感

　　21日下午，《当代》杂志编辑部。

　　吴玄端着倒在纸杯子里的红酒，喝了两口，在几个办公室间转悠了一圈。

　　走廊尽头的办公室里堆放着一些珍贵的手稿，吴玄东瞧瞧西摸摸：“这不就是我原来的办公室嘛！”现在的社长助理石一枫嘿嘿一笑，往办公室里唯一空着的那张旧沙发上一坐：“现在是我的啦。”

　　吴玄撇撇嘴，自顾自瞧着办公室里的物件儿。还是那张桌子，还是那张椅子。搁在柜子顶上那个已经不走字儿的时钟，也一直定格在那个角度。

　　2002年，吴玄36岁。刚刚结束在北大的学业，很快又被浙江省作家协会推荐到鲁迅文学院的首届高级研讨班参加培训。

　　“就是那个时候，《当代》到鲁院来找编辑。当时我是个‘流浪汉’本来就没在工作，然后院里就给《当代》推荐了我。”吴玄说着，笑了起来，“《当代》的人跟我谈了谈，我说试试看吧，然后就这么去了。”

　　2003年3月，吴玄去编辑部报到了。“《当代》是一本现实主义的文学刊物，但就我个人的文学观点来说，我跟《当代》的定位是有区别的。我其实倾向现代主义，所以刚过去的时候，跟洪清波他们是吵架的。”

　　即使是吵架，如今在吴玄的回忆里，都依然是有意思的事：“他们强调当下性，故事性，是标准的传统现实主义，特别强调市场好不好。但说实话，他们强调的这些东西，基本上都不在我关注的范畴之内，我在意的是文学的艺术性和趣味。”

　　时至今日，吴玄仍然记得自己与老编辑洪清波的正面冲突。当时，吴玄公然对洪清波的“市场”论调表现出了无所谓的态度：“然后他就大怒，跟我吵架，吵得面红耳赤，我就不理他。吵完之后看他走了，我也管自己到香山玩去了。第二天回来，杨新岚(现《当代》副社长)跟我说，洪清波脾气就是这样的，过去就好了。然后下周一回来，两人见面，洪清波脸红红的，很不好意思的样子。后来我们俩就融合得特别好，也算是不打不相识吧。”

　　吴玄说，《当代》的这帮人，知识分子气息很浓，文学圈里，有些杂志有些人，身上总带着官僚气，但在《当代》是没有的。大家都是传统的知识分子，互相之间因为文学观点争吵的事虽然经常发生的，但并不影响私人感情，“有时候是越吵感情越好。”

　　回想在《当代》的3年中，吴玄说比较有成就感的就是挖掘出了“温州作家群”，在此之前，没有这个概念。除了前文提到的这些作家和作品，温州籍华人作家，首届“郁达夫小说奖”得主陈河的复出之作，也是经吴玄之手，在《当代》刊出：“大家都知道他在阿尔巴尼亚被绑架的经历嘛，这部作品原名叫《走出阿尔巴尼亚》，但你们现在知道的应该是《被绑架者说》，这个名字就是我改的。”吴玄说。

　　作者钟求是——

　　编辑“敲打”，但他们也尊重个体

　　在《江南》主编钟求是心中，《当代》是他文学生涯里非常重要的存在：“那是我在创作方面更上一层楼的重要阶段，在那个阶段是《当代》推了我一把。无论是创作水平还是作品影响力，都上了一个新台阶。”

　　“我和《当代》是有缘分的，”钟求是说，“我开始创作的时间比较晚。第一次与《当代》产生交集是在2003年初。那时候我刚刚完成一个中篇，叫《谢雨的大学》。那时候投稿，因为没有把握，就会一稿多投。没想到《时代文学》一周后就有了回音。”

　　可高兴了没多久，大约20天左右，他收到了来自《当代》的回复，别社处理速度太快，《当代》没来得及刊发实在非常遗憾云云。不多久，周昌义又写了一封信给钟求是，还是谈《谢雨的大学》：“这封信让我印象很深刻，他说他们看了一大堆中篇小说，但就《谢雨的大学》让他和他编辑部里的同仁感兴趣。如今已经有几个月过去了，他们还是觉得遗憾。”

　　所幸缘分还是结下了。因为周昌义热情洋溢的来信，2003年底，钟求是将自己的中篇《南方往事》投给了《当代》：“当时的主编是洪清波，他看了之后就同意刊发了，恰巧那时吴玄也已经在《当代》做了编辑，所以那篇的责编就是吴玄。”

　　2004年2期的《当代》，刊登了钟求是的《南方往事》，这是钟求是第一篇发表在《当代》的作品。紧接着，2004年5期上，《你的影子无处不在》也刊发出来。再接着是2005年4期上《未完成的夏天》以及2008年2期上的《一生有你》。

　　在连续刊登了一系列的中篇之后，钟求是想要来一次飞跃。

　　“2006年的时候我去瑞安挂职锻炼了一年多，在这段时间里，我完成了我的第一个长篇《零年代》。”钟求是说，“我理所当然地把这部作品投给了《当代》，最后在2008年5期《当代》上刊发，同时还获得了‘《当代》文学拉力赛2008年第五站的冠军’。不仅如此，200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就出版了《零年代》，10月的时候，《零年代》的作品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专家之一就是洪清波老师。”

　　“洪老师和周老师其实一直会‘敲打’我们。我还记得2005年的时候，周、洪两位老师还有吴玄一起到温州来，我们一块儿去了雁荡山、去了龙湾。一路上，两位老师就不停地在‘敲打’我，他们觉得南方作家细腻和情绪化的东西一种负担，对于现实的关注应该关注一个整体的命运。只是我没有被‘敲打’成功，还是坚持了自己，坚持去关注一些个体，通过个体探讨人性本身。但两位老师最后在作品上还是认可并接受了我。他们和《当代》身上，有着文坛里特别朴实的东西。他们的认真和坚持，能让所有跟他们接触的人感觉到，这才是真正属于文学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