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的城市终于繁花似锦，而亲手垒砌它们的农民工也慢慢变老。他们一辈子像城里人一样工作，却不能像城里人一样养老。时代亏欠老一代农民工一个保障，但这种亏欠不应延续。加快新型城镇化，改革户籍制度，方能消解农民工后顾之忧。

　　数据来得有点晚。2013年中国高龄农民工(50岁以上)比例直到最近才被国家统计局公布——15.2%。但它呈现的中国农民工高龄化趋势，是如此之快。

　　此前，国家统计局《2013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3年中国农民工总量为26894万人。据此和上述比例，有媒体得出2013年我国高龄农民工数量为4088万人。在此背后，是2009年至2012年高龄农民工数量的连续攀升，分别为2803万、3124万、3614万、3969万。占农民工总量的比例同样攀升，分别为12.2%、12.9%、14.3%、15.1%。照此趋势估算，当前的中国高龄农民工数量应该不低于4000万。

　　任何人都会变老。这再正常不过。但高龄农民工群体的问题在于，一则他们虽年过半百，但依然背井离乡，承受远高于其他职业同龄人群的劳动强度，且缺乏较好的劳动保障；二则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年过60，早已到达城市产业工人退休的年龄，却不得不“超期服役”，甚至承担粗重的体力活。“延迟退休”在此，早已不是政策探索，而是实实在在的生计所逼。

　　中国是个尊老的社会。假如说，不能守着自己的父母，让他们含饴弄孙、安享晚年，实乃人生之憾，那么在天命之年甚至花甲之年，仍由他们四处奔波讨生活，这就近乎一个家庭的隐痛了。在4000多万高龄农民工背后，正是一个个这样的“家庭之痛”。它折射的，固然有中国人勤劳坚韧的传统美德，却也有着贫困交逼的冰冷底色，更有着国家发展尚不全面的尴尬现实。

　　更大的问题在于，高龄农民工养老窘境正在逼近。他们多数在城市未入社保。这意味着，其养老除去远在老家的新型农村养老保险每月数十元的补贴外，只能靠自己的积蓄。而他们为之奋斗了数年乃至数十年的城市，于他们的养老并无丝毫“馈赠”。他们像城里人一样工作，却不能像城里人一样养老。更复杂的局面在于，他们中许多人早已习惯了城市生活，甚至其子女也在城市安家，而他们，又将何处安度晚年？不断攀升的高龄农民工数据，就好比一声声警钟，在催促这个社会，加快步伐，构筑一个更加普惠、公平的保障网络。

　　不断富裕起来的国家，不能不正视这个问题。首先，对这样一个群体，理应赋予更多的人性关怀和制度保障。对于那些还处在工作岗位的高龄农民工，其合法劳动权利，应成为法律保障的重点。发生在这个群体身上的拖欠工资行为，尤其不能容忍。在年龄和现实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积极帮助他们融入城市的社保网络。同时，市民阶层也应给这一群体更多理解，多一些人性关怀。

　　其次，是养老的制度化预警。4000多万的高龄农民工，这是一个现实的养老话题。他们将何处养老？假如回归故土，大力提升农村地区的养老、医疗服务，应是紧迫任务。而那些在城市参加过保险的，如何回当地转承，也应尽快明确和规范。假如留在城市养老，同样涉及不同地区医保报销的一体化。这无疑又是一个需加速改革方能突破的老问题。

　　最后，则是社会层面对此问题的消解。高龄农民工的养老，关键是保障薄弱。这又和他们初入城市时的身份有关。说到底，是中国发展特定阶段的现象，根本上是区域发展不均、城乡发展不均、城乡二元对立所致。从这个角度，只有加速户籍改革，加速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大力推进中小城市建设，引导农民就地城镇化，才能为未来的农民工养老彻底消解后顾之忧。这需要改革的突围。

　　时代欠他们一个更公平的保障。农民工亲手垒起了这个国家一座座城市的繁华，他们自己却常常被遗忘在角落。假如说曾经的制度缺憾，造就了老一代农民工的保障薄弱，那么今天，不断富裕起来的祖国，有理由追赶他们老去的步伐，给他们弥补一个温暖的港湾，更有能力给一个个新生代农民工更好的幸福生活新起点。这是一个国家的道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