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内阁解禁集体自卫权，引发国内外的强烈批评和抗议。特别是中国和韩国等东亚邻国，因为对日本的战争罪行记忆犹新，担心右翼民族主义分子安倍重新将日本引向战争，破坏亚太地区的和平，因此抗议尤为强烈。与日本同为二战法西斯轴心国成员和战败国，德国如今却可以正常参与国际军事行动，不但没有引发邻国的抗议和担忧，反而还是全球最受欢迎的国家。德国为什么能够成功地消除邻国的忧虑，重新得到国际社会的欢迎和认可呢？日本为什么不能像德国一样成为“正常国家”？

　　首先，德国在战后实现了政府和政治制度的新旧更替，推翻了纳粹独裁政权，建立了崭新的民主国家，对纳粹德国的罪行做了彻底的清理和了断，因此可以有一个全新的开始。

　　战后，德国被美苏英法分区占领。四国组成的盟国管制委员会在占领区推行了去军事化、去纳粹化、去垄断化和民主化的改革。其中一个重要的举措，就是通过纽伦堡审判惩治了纳粹主要战犯，取缔了纳粹组织，根除了其存在的社会根源，同时也对德国民众起到了教育作用。1949年，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相继成立。两个国家的执政党(基督教民主联盟、社会民主党、共产党)当年都曾是纳粹党的死对头，都曾被纳粹强行取缔、驱逐和迫害。所以，他们上台执政后，继续着力清除纳粹思想，追查和审判纳粹罪犯，将重要的纳粹分子逐步清理出政府、司法、军队等领域。据统计，到1950年9月30日，德国法庭共审讯完近96万宗案件，大约61万人被判刑，其中有2.3万名重犯被判处“终身不能担任公职”。当然，因为战后专业人才的极度匮乏，也有一些前纳粹党员重新得到任用，但因为已被“去纳粹化”，这些人不再构成危险。

　　值得强调的是，德国对纳粹罪犯的追查直到今天还在进行。因为联邦议院在1979年取消了对纳粹罪犯的追诉时效限制(原为20年)。因此，对纳粹罪犯的追究会无限期进行下去，即便是他们逃到天涯海角、行将就木，一旦被发现，照样会被绳之以法。

　　相比而言，日本的情况正好相反。战后，美国出于在亚洲反苏反共的战略考虑，保留了日本的天皇制，没有追究头号战犯天皇的战争责任，也没有彻底清算军国主义，还让一批当年的军国主义分子(岸信介、重光葵、贺屋兴宣等)掌管了日本政府。这导致日本不能对二战罪行进行彻底清算，也未能对下一代进行正确的历史教育。

　　其次，联邦德国历届政府领导人都曾明确、公开并且不止一次地对二战罪行进行过认罪和道歉。其中，最受世人瞩目的无疑是1970年德国总理勃兰特在访问华沙时的“惊世一跪”。他在向死难烈士纪念碑敬献花圈之后，突然自发下跪，并且为二战死难者默哀。这一举动感动了无数波兰人，也引起德国国内乃至世界各国的震动。“华沙之跪”成为德国请求世界宽恕德国二战罪行的标志，也让勃兰特在1971年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德国的知识精英也有深刻的历史负罪感和自我批评精神。战后德国出现过有关“集体罪责说”的争论，即是否每个德国人都要为纳粹罪行负责。对此，德国著名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表示，所有德国人都要“为我们的政权，为这个政权的行为，为发动战争，为我们让其高踞于我们头上的领导人的行为”负政治责任。每个德国人都需要进行个人的良心反省，在深刻认识罪行的基础上经历一个净化过程，进而找到真理。

　　正是在德国政治领袖和知识精英的影响和带动下，认罪和反省成为德国社会的主流、共识和传统。即便是在战争过去了这么久之后，也丝毫没有松懈。2013年1月27日，默克尔总理在犹太人大屠杀75周年纪念日表示：“我们对纳粹犯下的罪行、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尤其对种族大屠杀受害人，承担一份永久责任。”正是这种勇于正视历史、勇于认罪、勇于承担责任的态度，让德国得到了邻国的谅解，为它重新融入国际社会创造了必要的前提条件。

　　与德国相反的是，日本政府首脑和右翼政治力量不但不真诚地对日本的侵略罪行认罪和道歉，而且还不断地否认、歪曲和粉饰其战争罪行，否认南京大屠杀事实，抛出“侵略无定论”、“‘慰安妇’自愿论”，将侵略战争说成是解放亚洲国家的战争等，严重伤害了受害国人民的感情，因此，自然也就无法得到这些国家的谅解。

　　再次，德国对二战罪行的认罪和反思并没有停留在口头上，而且还落实到行动中。通过教育、立法、宣传在整个社会营造起一种毋忘历史和对纳粹零容忍的文化氛围。

　　德国重视通过教育让下一代正确认识纳粹德国在二战期间所犯的罪行，因此，各州都在教学大纲中规定必须要在历史课(有时也包括德语课和宗教/伦理课)上向学生讲授“纳粹和种族大屠杀”的内容，并且注重与参观集中营、纪念馆，与那个时代的见证人对话等课外活动相结合。在巴登-符腾堡州的文理中学，10年级历史课上用于这个专题的课时大约为24学时。因此，没有任何一名学生可以在毕业离校时不了解这段德国历史。此外，德国还十分重视在中小学开展国际理解教育，让学生学会与其他国家的人和平共处。为此，德国还与法国、波兰等邻国合编历史教科书。

　　在德国，公开发表支持或否认纳粹罪行的言论是极其严重的违法行为。德国《刑法》第130条第三款规定：以扰乱公共安宁的方式，公开地或在集会中，对纳粹分子执政期间实施的《违反国际法之罪名法典》第6条第1款所述的犯罪行为予以赞同、否认或粉饰的，处5年以下监禁或罚金。第四款规定：以扰乱公共安宁的方式，公开地或者在集会中，对纳粹党执政期间的暴行与专政予以赞同、否认或为其辩护，并因此侵犯受害者尊严的，处以3年以下监禁或罚金。1994年，德国联邦议院通过的《反纳粹与反刑事罪法》规定，禁止以任何形式宣传纳粹思想，禁止使用纳粹标志。

　　德国政府和非政府机构还利用多种机会提醒国人勿忘纳粹罪行。在柏林市中心勃兰登堡门附近，人们可以看到规模庞大的欧洲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林；在德国750多个城市和乡镇，人们走在街上时会看到一种被称作“绊脚石”的铜砖，上面雕刻着纳粹政权受害者的名字；德国电视台经常播放二战纪录片；博物馆也经常推出各种反思二战的主题展览。此外，德国国家领导人每年都会出席重要的战争纪念日活动，出国访问时也总会选择重要的纪念地点对受害者进行悼念、对历史进行反思。

　　正如德国前总理施罗德所说：“对纳粹主义及其发动的战争、种族屠杀和其它暴行的记忆，已经成为我们民族自身认同的一个组成部分。”虽然德国近年来新纳粹势力有所抬头，但每次新纳粹游行，人们都会同时看到有更大规模的反纳粹游行队伍，让这些新纳粹分子显得如跳梁小丑，不足为虑。

　　反观日本，内阁首相带头参拜靖国神社，在职高官公开发表否认或美化侵略战争的言论，为军国主义招魂，篡改历史教科书，不让下一代正确了解历史真相，怎能不引起邻国的反感和担忧呢！

　　最后，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失败，德国认识到要想发展和复兴，必须要与欧洲各国睦邻友好。因此，德国将“做一个好的欧洲人”、重返国际社会作为战后外交政策的重点。政府领导人在战后积极修补与邻国的关系，第一步就是积极进行战争赔款。德国先后向英国、美国、苏联、法国、以色利以及波兰、原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家和受害者进行了巨额赔偿和补偿。直到今天，联邦政府仍然每年支付着各类赔偿和补偿(2009年为6.19亿欧元，2010年为6亿欧元)。纳粹政权的受害者或受害者子女每月可以从德国政府那里拿到大约839欧元的生活损害抚恤金/584欧元的补偿金，直到其去世为止。此外，那些当年曾使用过强制劳工的德国公司(如大众、奔驰等)也在向受害者进行赔偿。

　　法国是德国最重要的邻国，也是德国百年来的仇敌。战后，法国曾力主肢解德国，让德国永世不得翻身。但如今，昔日不共戴天的仇敌已经转化为坚定的盟友。2013年，德法4家媒体联合进行了一项民意调查，有2.5万名德法民众参加。结果显示，8成左右的受访者表示喜欢对方国家。阿登纳总理为这一转变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从1958年秋到1962年，阿登纳总理与法国总统戴高乐之间的通信达40余次，会晤15次，总计进行了100多个小时的会谈，两人就这样建立起很好的私人关系，促成两国在1963年签订了《德法友好合作条约》。之后两国共同推进了欧洲一体化的进程，创造了今日欧洲的稳定和繁荣。

　　1989年两德面临统一，为了消除苏联、波兰等邻国的担忧，联邦德国政府在统一条约中承诺，永远不以武力改变现有的领土边界。这也就意味着德国不会再收回因战败被割让的奥得河—尼斯河线以东的德国固有领土(东普鲁士)。德国哲学家康德的故乡哥尼斯堡也永远成为俄罗斯的领土。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德国用领土换取了和平统一。德国虽然放弃了一部分领土，但是却赢得了欧洲，在政治和经济方面都成为欧盟的领头羊，为欧盟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也因为自己的贡献得到了邻国和世界的认可和尊敬。

　　而日本呢，在战后的一段时期内，在承认侵略事实、在宪法中承诺放弃交战权的前提下，日本取得了各国的谅解，许多受害国放弃了战争赔偿，使日本迅速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但日本近年来的举动，如将钓鱼岛国有化、企图修改和平宪法、解禁集体自卫权、拉拢周边国家构筑对华包围圈甚至军事同盟，不但不利于促进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反而越来越成为东亚地区的不稳定因素。

　　总之，在反省历史和修复与邻国关系方面，德国有许多值得日本学习的地方。但问题是，日本不愿意向德国这个榜样学习。德国《法兰克福汇报》在4月28日的报道中说，虽然中国和韩国不断要求日本在认识历史的问题上向德国学习，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却拒绝了这个要求。他表示日本不会以德国为榜样，因为他认为二战后亚洲和欧洲完全不同。

　　安倍政府放着德国这一行之有效的发展模式不借鉴，明知只有向德国那样诚心认罪和道歉并落实到行动上，才有可能像德国那样得到邻国的谅解，赢得所需要的国际空间，成为正常的国家。但日本却背道而驰，不断否认侵略历史，伤害受害国家人民的感情，激化与邻国的矛盾。如今，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的行动得到了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家领导人的明确支持，这注定会让日本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日本对二战的态度，很像德国二战前对一战的态度，即胜者为王败者寇，一切问题的根源都是因为战败了。这种历史观所引导的方向，可能就是通过战争来改变一切。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做法和理由，也很像希特勒在1935年以法国修改兵役法为借口，撕毁《凡尔赛和约》对德国国防军人数的限制，从而迈出了修改一战之后国际秩序的重要一步。这让日本具有了重新挑起战争的现实危险，让其对和平的任何承诺都显得苍白。中国和韩国等邻国对日本的抗议和担忧绝对不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自我恐吓，而是对现实威胁的一种直觉的判断。国际社会应该对此有清醒的认识，放弃支持、纵容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姿态，与中国一道劝日本悬崖勒马，不要让历史悲剧重演。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留德博士孙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