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荡天目山：烧杀劫掠

　　除了正面战场，日军也对抗日根据地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残酷的“大扫荡”。

　　在浙江，自杭州沦陷后，天目山的战略地位凸显重要。这里千沟万壑，地势险要，日军无力占领，成为牵制沪杭宁之敌、坚持抗日战争、保卫浙西和皖南的战略要地。而日本也在该地区发起了数次扫荡，规模较大的发生在1940年10月。

　　当年10月6日，2万余日军对天目山地区发动了称为“江南作战”的大扫荡。由于国民政府未进行积极抵杭，日军仅在半个月的时间里，便横扫天目山南北的余杭、临安、新登、桐庐、富阳、诸暨、绍兴、武康、孝丰、安吉、长兴等十几座城市。日军疯狂地烧杀、奸淫和掳掠，给沦陷区人民造成了深重的苦难。

　　浙江省档案馆馆藏民国档案记载：“敌伪窜入绍城后，即强迫商店开门营业，乘机抢劫财物。在退却之前，纵火焚烧县政府、警察局、地方法院、县党部、县农民银行、大陆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及商业银行，并由水澄桥起至大善寺止之城区最热闹大街，均成一片瓦砾。其未及纵烧之机关商店以及私人住宅,由敌伪军搜索财物，装载大船数十只向萧山运输，并指使地痞流氓及无知愚民搬劫一空，损失约在千万以上。其他奸淫惨杀之事，不胜枚举。其他柯桥、南池、临浦三区，亦遭浩劫，详情尚在调查中。”

　　超6万浙江人死于日军细菌战

　　抗战时期，浙江还是遭受日军细菌战危害最为严重的地区。从1939年六七月份，萧山、绍兴就受到细菌武器的攻击，一直到抗战胜利，细菌疫魔一直在浙江广大地区肆虐。

　　日军731部队和荣字1644部队是在浙江进行细菌武器攻击的主力。全省有8个市，约30个县受到细菌武器的攻击。据不完全统计，鼠疫、炭疽、霍乱、伤寒、白喉、痢疾等细菌武器在浙江造成死亡人数超6万人，受伤达数十万人。

　　日本侵略者入侵浙江，还破坏了浙江近代以来所积累的现代化建设基础。同时，日本占领者利用浙江的人力和物力，将浙江的资源用于其侵略战争，对浙江人民进行了前所未有的盘剥，浙江遭受了巨大的直接和间接损失。

　　从浙江省档案馆民国档案可以看出，当日军完全占领浙北地区的杭州、嘉兴、湖州等地后，便着手开始对这一地区工商业野蛮的掠夺与摧残，钱塘江以北地区的工商业遭到了几乎毁灭性的打击。此后日军发动了宁绍战役、浙赣战役，浙江的沦陷区进一步扩大到浙东、浙西南地区，这里原有的工业基础同样遭到了巨大破坏。

　　占领艮山门外发电厂掠夺象山氟矿石

　　战时浙江工业损失的第一种类型是由于日军的军事进攻，一部分原有的工业因工厂或机械被毁等原因失去生产能力，从而造成了损失。

　　战前浙江的电力工业有110余家，抗战期间损失惨重，如嘉兴永明电气公司事务所的房屋毁于战火，杭州电气公司在中国军队退出杭城时曾将闸口新发电厂内的机器自动破坏了一部分，以防资敌。

　　战时浙江工业损失的第二种类型是日本侵略者为了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采取了直接的掠夺，其中主要是对各地所存物资和工矿原料的掠夺。

　　日本鉴于国内资源贫乏，十分重视占领区工矿资源的掠夺。浙江的氟石资源特别丰富，战前日本已垂涎三尺。1941年日军发动宁绍战役的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夺取氟石资源(注：氟石主要用作冶铁和冶铝的熔剂，也用作陶瓷原料和光学仪器等)。象山境内的茅洋氟矿是一个老矿，在日军占领茅洋的4年里，从茅洋挖走的氟矿石估计有10万吨，其中有5万吨经石浦港运往日本，还有5万吨因运石船“兴丸”号于1945年4月2日被盟军飞机击沉而未运出。

　　战争期间浙江工业损失的第三种类型是日军通过多种手段利用原有工业基础服务其侵略战争。

　　日军入侵浙江后，为了维持长期占领的需要，设法利用原有的工业设备，为其侵略战争服务。日军入侵杭州后，将艮山门外的旧发电厂修理后于1939年1月恢复发电，各项营业均有日军严密监视。为了全面控制京沪杭一带的电力工业，1938年6月，日本占领当局还成立了华中水电有限公司，一度统治该地区的电气水道事业。

　　屠杀奴役农民浙江农业凋敝

　　抗战爆发前，浙江虽然具备了现代工业起步的若干条件，但就全省人口从业状况来看，绝大多数从事传统农业，农村经济仍然比较落后。浙江的粮食作物以水稻为主，此外便是小麦、大麦、豆类、玉米、番薯等杂粮。杭嘉湖地区的农民除农业收入外，便依赖桑蚕业，沿海各县则多依赖渔业。

　　由于战前浙江的农村经济本身就比较脆弱，因此战争对浙江农村经济的破坏简直就是雪上加霜。概括地讲，日军侵略对浙江农村经济的破坏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对土地资源的直接掠夺和破坏。日军在完成军事占领后，强占大量耕地，用作军火仓库、公路网、封锁沟、兵营等。浙江在这方面的损失虽不及东北沦陷区和华北沦陷区严重，但日军在浙江实行“清乡”时期，为了防止抗日力量深入到敌占区，日军在广大的占领区广筑篱墙，圈占土地，从而造成了土地资源的极大浪费。

　　对农村劳动力的屠杀与野蛮奴役。一方面，日军在战争过程中和维持占领的过程中，大量屠杀民众，被屠杀者多数是农民，从而造成了浙江劳动力资源的巨大损失。另一方面，日军为了实现其以战养战的战略意图，强征浙江各地的农民为其做苦役，仅汤溪线就被日军强征劳工达3546人，计服役55491工。特别是日军在浙江进行掠夺性开采氟矿资源的过程中，从各地强征大量劳工，其中有不少被折磨致死。据估计，在茅洋矿中死亡的劳工就达2700多人。

　　抢粮抢猪抢牛

　　有些地方90%以上房屋被毁

　　日军为了维持占领需要，大量征用军粮。有时候由伪政权和组织来进行，有时候则是日军直接出面。在扫荡时期更是如此，而且还给各地下达任务。

　　如1944年下达到金华地区的军粮征集任务为11375吨，浙东地区5700吨，诸暨5000吨，湖州地区7000吨。1944年，日军在金华搞了“计口授田”。凡8岁以下60岁以上的儿童、老人不可配授，青壮年每日8两口粮，而民间所储的所有粮食必须充作军粮。

　　除粮食外，各种土特产也是其强征的对象，蚕丝、茶叶是其掠夺的重点。

　　日军对农业资料和农民生活资料的掠夺从浙江省各地在战时和战后的调查统计材料也可以看出一斑。

　　如在长兴，日军烧掉粮食139万石，抢走耕牛4416头，猪8800头，被砍树木548万多株。义乌沦陷期间，被掠夺的耕牛、猪、家畜等6.53万头，被抢粮食7065吨。永康损失粮食5500吨，耕牛5000头，猪7000头。

　　房屋是农民最基本的生活资料。战争期间，由于日军频繁的军事攻击和空袭，使农村房屋遭受巨大损失，如武康、长兴等县，其损失百分比基本在90%以上。而义乌、江山、嵊县等地，房屋损失均在70%以上。

　　至于沿海一带，如奉化、镇海各县，灾情也很严重。如1940年7月，日军第一次登陆时，镇海县武宁镇，原有房屋1200余间，差不多全部夷为平地，居民多沦为乞丐。

　　据战后的初步统计，浙江全省在抗战期间被毁房屋达732.9万间。由于大批农民无家可归，被迫沦为难民，到战争结束，各县农村因战争导致的难民人数达220万余。（都市快报 杨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