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有些事，是不容忘记的，尽管并非我们亲历，比如发生在70多年前的中国抗日战争。

　　八年的漫漫长夜、遥遥征程，作为中国沦陷时间最早、沦陷范围最广、战争创伤最深的省份之一，古老的浙江大地颤栗于隆隆的枪炮声中、燃烧于日本侵略军的“太阳”旗下。

　　暴行之下，浙江的英雄儿女发出“我生国亡，我死国存”的抗争誓言，与全国人民一起，用血肉铸成了抵御外侮的钢铁长城。

　　回望过去，历史的硝烟已经散去，可曾经的记忆却依然清晰。鲜血和泪水、不屈和抗争，展示着浙江人民绝不低头的个性，描绘出浙江抗日御侮历史的雄壮画卷。

　　为了再现那段血泪史，找寻历史的细节以备忘，浙江在线寻访浙江境内的抗战遗址，隔着时空，去抚摸战争的创伤，去书写英雄的故事，去记录那些故地和建筑承载的沉重记忆……

西迁贵州湄潭时“国立浙江大学”校门

　　浙江在线杭州6月5日讯(浙江在线记者/李鹏 首席编辑/赵洁)70多年后，已经98岁的王灵芳依然清晰地记得，学校一路西迁的艰险，日寇空袭的炸弹离当年这位浙江大学女学生最近时仅10多米。

　　有谁愿意离开家乡，有谁愿意离开自己曾付出心血的校园？然而残酷战争来临，日寇长驱直入，抢掠烧杀，国土沦陷之际，浙江大学为了保存学校，保护人才，被迫开始了西迁办学之路。

　　1937年入学的浙大农学院学生王灵芳亲历了整个西迁过程，从当年9月离开杭州开始，浙大一迁浙江西天目山、建德；二迁江西吉安、泰和；三迁广西宜山；四迁贵州遵义、湄潭、永兴，途径浙、赣、湘、粤、桂、黔六省，行程2600余公里，沿途千难万险，历尽艰辛，被彭真委员长誉为“文军长征”。

　　时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浙江在线记者通过采访王灵芳老人以及熟悉这段历史的专家学者，尝试为大家还原浙大西迁的历史，寻找这段不能忘却的记忆。

抗战时期浙大西迁示意图

　　西迁路上要怎么上课？

　　“把黑板挂在我胸前”

　　18岁的南通姑娘王灵芳，是1937年考入国立浙江大学农学院的。她清楚地记得，来杭州报到的第二天，她和新同学就被送到84公里外的临安西天目山，开始在禅源寺的临时校舍里上课。

　　当时，淞沪会战打响，日军进攻上海，杭州局势紧张。面对日寇进逼，当时的各大高校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关闭学校，要么向内地迁移。

　　“竺（可桢）校长就像《三国演义》里刘备携百姓转移一样，带着我们所有师生和图书仪器开始流亡”，老人说，她们的转移都是事先计划好的，“大学就在我们背上背着的，只要放下来就能上课”。

　　1937年11月底，西天目山的浙大师生又迁到建德梅城，12月底杭州沦陷后，又向江西吉安搬迁，师生们走上了极其困难的赴赣历程。

　　他们走过的地方，不断遭受敌机的轰炸，经常出现尸横血流和哭声震天的情景。

　　老人回忆，有一位老师，见到这种情况，就以血代墨在门墙上写着“父嘱子，子嘱孙，代代勿忘此恨”。另有一位老师，他在行李担上还挂了一块小木板，一边赶路一边替学生上课，他常对学生们说，你们要努力学习啊，中国的未来全靠你们了。

　　尽管在流亡，但浙大只要稍事安顿就会进行教学，科研也从未停顿过。老人后来了解到，在建德时经常遇到敌机轰炸，有一次上课时，有同学问数学教授章用：“如果警报响了，老百姓都躲飞机去了，我们还上课吗？”章先生回答道：“怎么不上课，照上不误！我们走到哪儿，课就上到哪儿。”同学又问：“那么，黑板挂在哪里呢？”，“没有地方挂，就挂在我胸前”！

98岁的王灵芳老人以及西迁求学期间的王灵芳（老照片右一）

　　竺可桢校长痛失妻儿

　　疟疾和轰炸中定下“求是”校训

　　1938年1月和2月，浙大师生先后到达江西吉安和泰和。这期间，师生们除办学外，还为泰和人民做了3件好事：修筑防洪大堤、创设澄江学校、协助开辟沙村垦殖地。

　　但在泰和期间，发生了一件让全体师生都悲痛万分的事。一直跟随竺校长颠沛流离的竺夫人张侠魂，以及他们的次子竺衡，不幸因身患痢疾，缺医少药，竟不治身亡！

　　王灵芳老人回忆道，那是西迁以来，浙大遭遇的第一个大挫折。300多名参加追悼会的师生，全场呜咽。心思细腻的她感觉到“当时竺校长一下子苍老了许多……”。

　　时局多变，早在1938年6月下旬、7月初，江西北部的马当、彭泽相继失守，若南昌陷落，浙赣铁路就会中断，于是浙大再度西迁。背着行李，穿着学校发放的运动服的王灵芳随老师和同学经过40多天艰难跋涉，于1938年10月底到达广西宜山。

　　浙大校史研究专家李曙白在接受浙江在线采访时说，在宜山的1939年，是整个浙大西迁过程中最艰苦，人心最不稳定的时期，不仅经历了疾病、瘟疫的威胁，还遭受了敌机的直接轰炸。

　　王灵芳回忆，有一次，正在上化学实验课，敌机突然袭来，大家马上把酒精灯熄灭，朝外跑去，她刚跑出十来米就听见炸弹落下的声音，本能地趴到地上，炸弹就在离她十几米远处炸了，“现在想起来那炸弹落下的嗖嗖声还是那么恐怖”。

　　宜山的教学条件更是简陋，“开始我们的教室只是草棚里挂上一块黑板。同学们都是站着听课，肩膀上用鸡肠带斜挂上一块木板记笔记。学生寝室也是大草棚，夜间自修没有课桌，我们常常站在板凳上，在双层床的床板上点着一盏小小的煤油灯做习题”，另一位亲历过这段时期的浙大校友也曾这样回忆。

　　就在这最困难的时刻，竺可桢将“求是”定为浙江大学的校训，并请国学大师马一浮创作校歌，以激励困境中的师生。一所大学，在炮火纷飞的西迁途中，渐渐明晰了可以传承百年的大学精神。

日寇轰炸后的广西宜山浙大校舍

　　“羊倌”教授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

　　英国科学家李约瑟赞叹“东方剑桥”

　　1939年11月25日，广西南宁沦陷，浙大决定再次西迁贵州遵义。这次搬迁又是隆冬季节，天气寒冷，桂黔两省之间，山峦重叠，又缺车辆，师生一路顶风冒雨，协助搬运图书仪器，年底终于抵达贵州遵义。

　　王灵芳老人记得，1940年的春节是在遵义度过的，之后浙大农学院和理学院师生迁到遵义下面的湄潭县。1941年夏天，王灵芳于浙大毕业，离开了学校。

　　浙大校史专家李曙白说，这段时期物价飞涨，生活更加窘迫，像苏步青、王淦昌这样的著名教授，都要依靠种菜、养羊来弥补收入的不足，勉强维持生计，他俩分别被戏称为“破庙里的老菜农”和“羊倌”教授。

　　1941年初秋，被戏称“羊倌”教授的物理学专家王淦昌，在国际权威物理学杂志《物理评论》上发表了短文《关于探测中微子的建议》，引起了实验物理学界的极大重视，但由于战乱，根本没有条件用实验来证明中微子的存在。

　　但在美国，物理学家艾伦根据他的方法开展了名为“王淦昌-艾伦”的实验，但距离胜利只有一步之遥，接棒的美国科学家莱茵斯和考恩又在此基础上继续实验，终获成功，并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王淦昌就这样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

　　西迁湄潭时的浙大，著名学者云集，学生们得到了良好的培育，科研气氛也很浓郁，学校得到迅速发展，在国内外声誉鹊起。在美国，只要写上“中国湄潭”4个字，最新的科研刊物便会准确无误地寄到当时在贵州省遵义市湄潭县的浙江大学图书室。

　　1944年，英国科学史专家李约瑟博士访问湄潭浙大时，对这里的科研和学术风气很是欣赏，并由衷称赞道“西南联大是东方的牛津，浙大是东方的剑桥”

　　西迁期间，浙大培育出55名两院院士

　　今日浙大，正向世界一流大学迈进

　　1939年1月，浙大西迁广西、贵州之后，为了方便浙、闽、皖、赣、沪等地的青年读书，还在浙江丽水龙泉创办了分校。

　　抗战胜利后，1946年9月，浙大在贵州的主校区和在浙江龙泉的分校终于搬回杭州，结束了历时九年的西迁经历。

　　李曙白认为，浙大的西迁是我国科学教育史上的一次壮举和一个奇迹。由此，浙江大学迎来了发展史上的黄金时期，也是最辉煌的时期。

　　据不完全统计，在当年浙大任教和求学的师生中，后来有55人当选“两院”院士，其中就有李政道、程开甲、谷超豪、施雅风、叶笃正等学界精英。

　　华裔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李政道曾表示，一年的“求是”校风熏陶，发端了他几十年细推物理之乐，给了他攀登世界高峰的中华文化底蕴。

　　1986年，时任全国人大委员长的彭真同志视察浙江大学，在听取了有关浙大西迁历史的介绍后，称赞说“红军长征是武军长征，浙大西迁是文军长征，都是中国历史上的创举”。

　　70多年后，今天作为中国顶尖学府的浙江大学，正处在创办世界一流大学的全面发展新时期。

　　在杭州浙大路上的玉泉校区图书馆前，雕像上的竺可桢老校长依然注视着这座从抗战的艰难困苦中崛起的大学。已经98岁的浙大老校友王灵芳老人告诉浙江在线记者，和竺校长一起西迁读书的经历，是她这辈子最难忘的时光。

　　在采访的最后，老人说，日本鬼子投降都70年了，现在我们国家强大了，日本再也不敢欺负我们，这是她现在觉得最骄傲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