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困难时期，为解决粮荒，陈云千里巡视到浙江

　　“民以食为天”。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耕地相对不足的国家。农业问题，特别是粮食问题，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一个重大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子恢……以自己的满腔热情和全部精力，积极探索，试图为这个难题交一份合格的答卷。

　　浙江有着七千年的农耕文明，稻米曾是浙江人的骄傲。然而，三年困难时期，天灾人祸无情地降临到了这块富饶的鱼米之乡。

　　1960年初冬，陈云离京南下，经河北、山东、安徽、江苏、上海到浙江视察，调查研究，寻求解决困难的对策和办法。

　　11月24日下午，浙江省委书记处书记林乎加、李丰平接到通知，来到杭州南山路上的夏家花园1号楼。

　　那天，身着灰色中山装的陈云神情凝重。省委领导到来后，互相间没有寒暄，也没有客套，而是直奔主题。

　　林乎加汇报了粮食生产和购销的情况。陈云说：“1958年的情况，需要再摸一摸。放开肚子吃饭，有多长时间？吃了多少？秋收粗糙，每亩地损失了多少?”

　　陈云分析了造成粮食紧张的原因：“1958年农业的跃进，有个错觉，以为粮食已经过关，没有问题了。各地摊子铺大铺多了些。”

　　林乎加说：“现在是骑虎难下啊!”

　　陈云说：“出路只有两条：一是要千方百计增产粮食。二是大抓瓜菜、粮菜混吃。”

　　陈云说：“只要能增产5000万斤粮食，都要争取。如，插秧机要些铝，只要真有需要，就要下决心解决。”

　　林乎加说：“现在农田需要肥料，但供给不够。”

　　陈云指出：“肥料不足，是个普遍的问题，绿肥要大搞，但是单靠绿肥还不够，要有必要的精饲料。要发展养猪事业。”

　　他说：“美国在第一次大战后的几年中，粮食增产60%，一半是靠良种，一半是靠化肥。解决肥料的方针，必须是土洋结合，有机与无机结合。”

　　陈云说：“全国800吨的化肥厂，搞它一万个。根据已经建成的十几家化肥厂的情况，我国建800吨化肥厂的技术已经过关，比建2000吨的更有把握。”

　　当林乎加谈到巨州化工厂合成氨一期工程建成生产，计划以后5年每年上一套2.5万吨的合成氨厂时，陈云说：“要搞，不如在巨化现有的基础上扩大，由2.5万吨扩大到10万吨，比5年上5个2.5万吨的容易得多。搞2000吨不如800吨的。”

　　当林乎加谈到农民不安心于农业的问题时，陈云严肃地对省委领导说：“种粮食的收入少，农民不安心于农业，不愿搞农业，是个很大的问题。要解决好这个问题，关键是要处理好国家、集体与农民的关系，发挥农民种粮积极性。”

　　关于粮价问题，陈云十分明确地谈了自己的见解。

　　他说：“价格是人为的，可以起一些调节作用。要实行合理的价格，使种粮农民能得到实惠。解决粮食问题，单靠提高粮食的价格是不行的。必须靠三条：一是全国增产；二是多种经营；三是提高一些粮价。”

　　陈云解释说：“提高粮价作为一种辅助办法。”

　　陈云说：“还有一个出路，就是机械化，从农业中解放出一批劳动力，农产品多了，参加分配的人少了。农业的副业又有了更大的发展，农民收入增加，使城乡差别缩小。”

　　萧山素有花边之乡美称。当李丰平讲到解放后，萧山、绍兴一带组织社会人员办起花边厂，生产各种花边出口香港及东南亚国家，换取外汇时，陈云非常兴奋，鼓励说：“要统筹安排农业副产品加工。提倡劳动力出口，农业副产品出口，萧山花边是一种。”

　　陈云说：“农业积累值得研究。靠农业本身的积累有困难，国家必须给以支持。现在是到了工业拿出一些力量支援农业的时候了。工业、农业两头，一段时间侧重一头是对的。去年、前年侧重工业，现在要侧重农业。”

　　陈云说：“计划部门过去只管工业、交通，是苏联的模式，这有它的历史原因。现在党委天天在那里搞农业，搞粮食。计划、工业部门再不转过来，就会和党委合不上拍，跟不上班。我主张管工业的管一管农业，管农业的管一管与农业有关的工业，像化肥、农药、农机具等。”

　　关于体制问题，陈云认为，最重要的生产力是人，是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调动人的积极性主要靠政策，只要政策对头，干部带头，团结一切积极因素干社会主义，群众就会积极起来，农业就会上得快。

　　陈云说：“政策问题不解决，农民的积极性发挥不出来，其他的措施再多，农业生产也上不去。”

　　在浙江省委领导谈农业生产的问题时，陈云说：“农业生产中的问题，主要是旱，其次是涝。有相当大面积未解决。肥，这是普遍的问题。机，包括农具。人多地少，复种数高，季节紧、劳力紧。”

　　谈到土地问题时，陈云谈了金华地区的红土改良，嘉兴地区低地下水位问题，以及开荒、扩大耕地面积等问题。

　　又谈到粮食问题。陈云说：“粮食问题，没有别的路可走。一是节流，二是开源。开源是主要的。能增产5000万斤粮食的措施，就要干。能增产1亿斤的，要大干，能增产1000万斤至2000万斤，也要抓住不放。”

　　关于如何增加粮食的问题，陈云说：“第一，改变领导作风。抓实事求是，调动群众积极性。第二，农村劳动力不再外调。第三，能增产的措施，抓牢不放。”

　　最后，陈云对浙江省委领导说：“现在根本的问题是粮食。粮多，其他农产品才能多起来，轻工业品也就多了，吃、穿、用就松动些了。大头是粮食，大头一紧，各头都紧，大头一宽，各头都会宽起来。”

　　陈云深入浅出且富有理性的话语，林乎加、李丰平等省委领导听了，都情不自禁地连连点头。

　　根据历史档案资料记载，1960年11月24日、25日、27日、29日，连着四个下午，陈云与林乎加、李丰平等省委领导谈话，了解情况，交换意见。

　　随后，陈云深入到青浦、绍兴、萧山、嘉兴、嘉善、桐乡等地农村调查情况，听取农民意见，提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就是机械化”、“发展多种经营”、“实行合理的粮价”、“管工业的管一管农业，管农业的管一管与农业有关的工业”等主张，对于浙江乃至全国战胜困难，恢复国民经济，无疑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

　　陈云就是这样，尊重农民的意见、农民的智慧，在农民中寻求解决农业问题的出路。

　　如何提高粮食产量？杭州化肥工作座谈会，陈云寻求化肥工业的发展之路

　　1961年春，陈云驱车南下，沿途他一边考察，一边思考……

　　三年困难时期，粮食问题，百姓的温饱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领导人，困扰着陈云。中共中央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是，彻底摆脱靠天吃饭，从根本上解决农业问题，绝非易事，形势依然十分严峻。

　　怎样摆脱困境呢？中共中央认为解决一切困难的根本措施是增产粮食，而增产化肥又是增产粮食最有效的办法。但是，60年代初，中国的化肥工业还处在发展的雏形。没有形成大中小型工厂相结合的生产体系，农业需要的化肥供应不上，由于当时中国缺粮，每年要花大量外汇进口，无力进口化肥，自力更生多搞、快搞化肥，是件非常紧迫的任务。

　　为此，陈云曾作过许多调查研究，了解氮肥生产的特点和管理问题，分析原因，找毛病，抓主要矛盾，制定对策。

　　在如何发展化肥生产的问题上，开始，陈云主张建设众多的小化肥厂。以后，陈云做了长时间的调查研究，提出利用外国先进技术搞大化肥厂，尽快把化肥生产搞上去。

　　当时，化学工业部准备推广1万吨的中型化肥厂。陈云说：“中型厂技术上也没有过关，还不能立即大量推广，只能选择上大型化肥厂。”

　　陈云说：“大化肥厂无非设备、材料多要一些，可以先搞一批，从进口方面解决。大的过关了，搬的是外国的技术。”

　　陈云说：“一方面试验研究要敢想敢说敢做，经验教训是要的，老头子头发白了就是碰钉子碰出来的。另一方面，必须从实际出发，要摸着石头过河，推广必须是成熟的东西。”

　　陈云决定，召开化肥工作座谈会，讨论全国面临的严峻形势及化肥发展方针问题，特别是建设大化肥厂还是小化肥厂，制定出对策和措施。

　　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陈云来到杭州，下榻在夏家花园。

　　4月4日，陈云在杭州召开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化肥小组和有关部委及地方生产部门一些负责人。

　　座谈会上，陈云说：“真正增产粮食还要靠化肥和水，中央一致意见是多搞、快搞化肥。把加速发展氮肥工业列为工业支援农业的重要任务之一。”

　　陈云指出：这个座谈会就是讨论为实现这个任务需要解决的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氮肥厂的规模是搞小型的，还是搞大型的？第二个问题，氮肥厂建设的部署，是把现在已经铺开的十几个点全部列入年度计划齐头并进，还是集中力量分批进行，每年建成20万到25万吨合成氮的生产能力？

　　在几天时间里，大大小小的会议总共开了6次。经过广泛的讨论和深入的研究，会议提出了化肥工业发展的目标：就是在1962年到1964年这3年内，通过进口和国内配套生产，集中力量，陆续建设8到10个年产5万吨合成氨厂，实现每年生产20万吨到25万吨化肥的生产能力。

　　接着，为了具体落实杭州化肥工作座谈会提出的目标任务，陈云又专门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开会，研究确保氮肥厂建设和生产所需物资问题。督促化工部组织人员出国考察进口材料，要求在材料上船到卸车入库各个环节都要派专人负责。还在外汇奇缺的情况下，陈云及时拨给了进口所需要的1600万美元外汇。后来发现一些重要材料漏订，他又很干脆地同意化工部向国外补订了一些生产材料。

　　根据杭州化肥工作座谈会酝酿的意见，陈云为中央化肥小组起草了给中共中央的报告。报告提出了杭州座谈会关于化肥工业的发展思路和目标任务。并就化肥工业的布点、氮肥厂的规模、氮肥的品种以及材料的供应等方面提出重要建议。

　　很快，中共中央批准了陈云的这个报告。按照陈云的意见，中国首先建起了衢州化工厂合成氨厂、上海吴泾化工厂和广州氮肥厂，接着又建起了开封化肥厂等。这些化肥厂的建成投产，有力地支援了农业生产。

　　以后的实践证明，陈云的化肥工业“抓大放小”的发展决策，推动了中国化肥工业迅速发展，对困难时期增产粮食，度过饥荒做出了重大贡献。

　　怎样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陈云倡导“包产到户”农业生产责任制

　　1962年的中央财经工作会议后，终因劳累过度，心脏病复发，陈云又一次累倒在病床上。

　　这年的3月10日，在于若木的陪同下，陈云离开北京北长街71号的寓所，到杭州西子湖畔的夏家花园养病。

　　在西子湖畔，陈云一边接受治疗，一边继续思考恢复国民经济问题，思考恢复农业生产问题。

　　那天，陈云端坐在办公桌前阅读文件。案头一份调查报告映入眼帘。这是一份安徽搞“责任田”的材料。

　　关于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调动社员的生产积极性问题，陈云早就在思索着。不久前，他到浙江农村调查，发现“包产到户”是解决困境的好办法。便提出“留足自留地”、“包产到户”的主张。

　　这份材料的内容与陈云在浙江农村调查了解到的情况是一致的。为了慎重起见，他立即派出身边工作人员再赴安徽农村，进一步深入了解责任田的情况。

　　情况很快搞清了。安徽的报告生动、真切，它有力地说明搞“责任田”是农民的一种创造，是恢复、发展农业生产的一种好形式，责任田制度不是单干，不是资本主义。

　　与此同时，为了防止征购过头粮，陈云两次约请商业部长姚依林到杭州谈话。

　　陈云说：“要改进统购统销工作，实行定产、定购。对粮食产量必须估得正确，不能超过实际产量。”

　　陈云强调指出：“同时必须按现有水平给农民留够粮食，不征购农民的全部余粮，使农民在国家统购以后，还能有一定数量的余粮。”

　　“为使种粮农民得到实惠，适当提高粮食收购价格。”陈云与姚依林商议说，“要实行合理的价格，这个价格，既对农民有利，也对国家有利。”

　　陈云同姚依林还商定，对生产落后的地区采取“包产到户”的办法。

　　4月中旬，陈云由杭州去上海。恰恰这时，田家英到上海向毛泽东汇报他在湖南韶山农村的调查情况，主张“分田到户”。看了田家英的报告，陈云与田家英有了共识。

　　陈云说，农村要摆脱困境，“包产到户是非常时期的非常办法。叫‘分田到户’也好，叫‘包产到户’也好，总之，国家有如此大的天灾人祸，必须发动全体农民实行《国际歌》词中‘全靠我们自己’的号召，尽快恢复生产。”

　　从沪上回到杭州，陈云又详细听取赴安徽调查了解责任田的情况汇报。

　　经过长时间的调查、酝酿，陈云认识到，农村问题，农业问题，核心问题是农民问题，是个怎样调动农民积极性的问题。而农业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陈云的心里有了极其慎重的选择：“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

　　无疑，这是陈云对农业改革的最早探索和抉择。

　　当时，中央的一些同志，如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邓子恢等经过调查研究，坚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实事求是，支持陈云的正确主张。

　　但是，党内对“包产到户”问题远没有形成共识。这时，一些中央领导同志劝陈云慎重考虑，不必急于提出。

　　陈云本着对人民负责的态度，不顾个人进退得失，他说：“我担负全国经济的领导任务，要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此事既然看准了，找到了办法，提与不提关系到党的声誉，关系到人心向背，怎能延误时机!”

　　7月6日，陈云给在杭州的毛泽东写了封信，陈述了对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的一些意见，希望与毛泽东谈谈。

　　三天后，在毛泽东的书房里，陈云详细陈述了在我国农村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个体经营与合作小组还是要并存的，现在要发挥个体生产的积极性，以解决当前农业生产中的困难……大胆向毛泽东进言，主张实行“包产到户”的政策。

　　“手中有粮，遇事不慌”，陈云心系农村、农业、农民问题

　　1977年7月，陈云在杭州的一次座谈会上强调：“搞四个现代化，农业放在第一位，因为农业不过关，工业就跑不快。农业问题，主要是粮食问题，粮食稳住了，其它都能稳住。粮食一涨价，其它都要涨。”

　　“开始不大懂这个道理。全国解放前夜，我到上海，那时物价还在上涨。我们研究后，从各地调来粮食，物价就渐渐稳定了。”陈云说：“1953年9月，新粮上市，还是收购的少，卖出的多。我们开了10天的会，研究粮食问题，提出统购统销。在政治局会议上，我向毛主席汇报，如果不搞统购统销，计划经济就要被冲垮，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就无法顺利进行。中央最后定下搞统购统销。”

　　在我国进入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以后，农民有了较大的生产自主权，对收益好、见效快的经济作物感兴趣，种粮食积极性不高。

　　陈云及时注意到这个问题，特别提出要重视粮食生产。他说：“人是铁，饭是钢，一天不吃饿得慌。粮食还是第一位的，人不吃饭，牲口不喂料，是不行的。”显然，陈云把粮食问题始终当作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

　　几年后的1982年5月13日。陈云在杭州云栖与浙江省和杭州市党政军领导陈法文、许行贯、厉德馨、黎清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亲切谈话。谈话中，他仔细地听取省委副书记陈法文的汇报，询问浙江省的农业生产问题。

　　“文化大革命”使国民经济遭受严重破坏，其后进行的两年“洋跃进”，使国民经济出现更严重的比例失调。面对这种形势，陈云思考对国民经济实施调整，注意力仍着重放在解决粮食问题上。因为他心中时刻装着亿万中国人民的“温饱”。

　　这天，陈云对省委领导说：“农业问题，特别是粮食生产是个大问题。”

　　当时，社会上流传“粮食生产过关”的说法，陈云则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针对“过关论”指出：“只有手中有粮，遇事心里不慌。粮食是天天要吃的。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粮食问题是一个事关国家全局的战略问题。”

　　陈云语重心长地对浙江省委领导说：“民以食为天嘛!我们国家这么大，人口这么多，耕地又这么少，而且在逐渐减少，粮食生产怎么能讲已经过关了呢?”

　　他强调：“对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要高度重视，始终要抓得很紧很紧。从粮食的生产到粮食的消费等各个环节，都要抓紧抓好。大力增加生产，节约消费使用。”

　　“一个国家如果没有粮食是要出乱子的，要出大乱子的。”陈云告诫说。

　　陈云是政治家，也是经济问题的专家。关于农村、农业和农民的问题，包括粮食问题，陈云有自己的主张和看法。农村改革开放后，我国粮食供给状况发生根本性转变，温饱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即使如此，似乎仍没有哪件事情像粮食问题这样引起陈云的重视和关注，他念念不忘提醒人们要重视粮食生产，反复强调“无农不稳，无粮则乱”的历史经验。

　　据铁瑛回忆，陈云每次到浙江询问最多、关心最切的问题是农业生产情况。一次，陈云对铁瑛说：“农业是基础，要抓好，中国地少人多，靠向哪个国家买粮支援我们都是不现实的。”

　　陈云说：“你当省委书记，这个工作一定要抓，要重视抓吃饭问题，各省都要抓这个问题。主席在世时常说，‘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我们对农业一定要重视，有人说粮食过关了，我看，我们这一代，不能说粮食过关了，全国平均粮食才多少?就是到了2000年，也不能说粮食过关了，中国人口多，土地少嘛!”

　　陈云说：“另外，也不能向农民征收过头粮，这就是说，如果我们多征2亿斤粮食，就是返销3亿斤，农民也还是感觉紧张，觉得不够吃。”

　　这时，陈云问铁瑛：“今年浙江春粮收回了多少?”

　　“35亿到36亿斤”。铁瑛回答。

　　陈云说：“过去我在嘉兴、青浦搞过调查，我是不赞成一年三熟制的，赞成两熟。现在这样看来，浙江三熟制还是好的，是可以的”。

　　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一个时期浙江粮食、棉花连续几年获得丰收。这时，有人提出粮棉多了。听了这一情况，陈云十分忧虑。他语重心长地说：“按我的经验，十年中，往往是四年平年，三年增产，三年歉产。今年丰收了，哪有每年都丰产、增产的道理呢?!不能再折腾了，要重视农业，重视粮食问题，民以食为天嘛!”

　　陈云指出：“我们的财政应该是，一是吃饭，一是建设，吃光用光，国家没有希望。首先保证吃饭，另外建设，看每年有多少钱，办多少事。如果光搞建设，群众生活过不下去了，这不行……”

　　陈云的话，无疑，给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铁瑛回忆说，以后，陈云又多次谆谆告诫我们：要注意粮食。粮食一定要有人管，这是周总理早已定了的。钢铁是硬的，我看粮食更硬。

　　无论是粮食供需矛盾尖锐时，还是粮食情况相对宽松时，陈云始终把粮食问题当作关系国家全局的大事，抓紧不放。毫无疑问，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特别是粮食的安全生产问题，在陈云心中的位置是多么的重要啊!

　　如今的中国早已告别了短缺的年代，但历史不会忘记那个年代领袖们为此做出的艰辛努力。

　　(作者系省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秘书长、省委党史研究室原副巡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