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70年前，烽火连天神州碎，一场“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的全民抗战，使这个近代饱受外侮的古老民族跻身世界四强之列。
胜利丰碑之下，有领袖的智慧和爱国将军们的运筹，但更多的是千千万万默默无名士兵们的血肉、志力和精魂。
“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宁愿死不退让，宁愿死不投降。我们的国旗在重围中飘荡、飘荡、飘荡”，正是有了他们，我们今天才能成为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70年后，浴血烽火的青年已是耄耋老者。然而他们的经历，却是抗战史册中最鲜明的画卷；他们的追忆，是最贴近真实和最个人化的历史还原。
值此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浙江在线寻找和访问了多名亲历浙江正面和敌后抗日战场的勇士，用他们的亲身经历，再现那场决定民族命运转折的伟大抗争。英雄者，国之干，勇士不死，其魂长存。
浙江在线杭州6月18日讯（浙江在线见习记者/胡昕然 首席编辑/赵洁）经历过“九·一八”事变，曾在日本敌占区从事国民党地下工作的方政，今年93岁了，可是前来应门的这位银发老人脊背笔挺，精神饱满，走路如风，仿佛从来没有经历过残酷的战争……
一个小雨刚住的下午，记者如约来到方政老人位于杭州莫干山路上的公寓。
聊起平日的生活，方老指着茶几上一台大屏智能手机笑说：“我算是个紧跟潮流的人。2011年就开始玩微博了，不过现在刷朋友圈多些。”
又说起刚刚代表抗战老兵录制的《中国梦想秀》，方老不禁喜笑颜开：“得到国家重视，真挺高兴的！”
除了听力有所下降，老人没有一丝老态。面对记者的好奇，老人爽快地透露：“我觉得自己长寿的秘诀就是心态好。”
采访全程，方老端坐在一张硬板凳上，坐姿笔挺。一口字正腔圆的普通话，“我的身份有大学生、中国国民党党员、国民党在日本占领区的地下工作者、国民政府公务员、民办外国语学校校长等，看看以上标签就可以知道，我的人生丰富多彩，又是跌宕起伏，真不枉此生在人世走一遭…”
亲历九一八事变
“其他细节忘了不少，但我记得自己的恐惧”
1923年10月，方政出生于浙江绍兴一户经商人家。1928年，还在成章小学就读的方政跟随全家搬迁到了沈阳(当时名为奉天)，之后便转学到奉天大东门第四小学。
然而，好景不长。年幼的方政遇上了改变自己的未来，以及中华民族、东北三千万民众、中国千千万万的家庭的一天，1931年9月18日。
那天晚上，方政和父亲在市区的一个商埠的饭庄参加宴会。10点，宴会散了，迎着凉爽的秋风，方政坐在黄包车里父亲的膝盖上悠悠地回家。
那一晚，方政回去之后倒头就睡了。第二天早晨，方政才听父母说起，从深夜开始，家里店铺门前就枪声不断、尖叫声此起彼伏。
方政父亲的商店开在通天街上，奉天督军张作霖的长子、中国革命军副总司令张学良的大帅府当时就在这条街上，日本军和东北军开始交火，店也开不成了，“那天早上，全家人包括店里的伙计们都忧心忡忡、愁眉苦脸”。
长达14年的战争开始了。19日，奉天城被日军占领了，溃败的东北军陆续向关内撤退。不久，东北三省也沦陷了。“其他细节忘了不少，但我记得自己的恐惧”，老人说。
“也就是从那天晚上开始，我成了亡国奴，小学、中学、大学都是在日本人奴化教育下度过，其间被逼着学习了12年日语。”
1941年，方政依靠亲戚关系，进入北京国立新民学院就读政经系本科。据方老回忆，学习的内容里依然有日语课，每周有8节之多。
在敌占区被抓受尽酷刑
“国家被别人占了，你就要抗争，用各种手段夺回来！“
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第二年下半年，形势愈发严峻。年轻的方政立下决心，要去前线杀敌。
“当过亡国奴的人会更渴望抗日成功！”老人一字一顿地说。
“我和另外5个同学秘密商量，与其在学校里成天提心吊胆的，没有心思上课，还不如到后方参军学本领，然后去前线杀鬼子。”
“最后付诸行动的只有我跟一个姓张的同学。我们当时坐着马车从河南灵宝到了洛阳，住进了军队的招待所，我们这群学生当中有的希望报考军校，有的希望去重庆，我和张兴群决定先去战干团。”
从洛阳到西安有火车，然而潼关的对岸就有一片日军的炮兵阵地，白天，火车无法行驶。到了夜间，整列火车实行灯火管制，并把火车头蒸汽炉也隐蔽起来，列车就这样趁着夜色在敌军的炮兵阵地前通过。第二天早晨，两个无惧无畏的青年终于到了西安。
据老人介绍，西安战干团下设学生总队和特科总队，方政被编在第七期的特科总队一大队三队。那时从敌战区来的学生很多，差不多两个月就可以编一个中队。每天除军事训练外，还学习爆破、筑城、游击战术等科目，每月也有少量的津贴。“每次领到津贴我就会到团部的餐厅买上一碗木樨汤和杆子馍改善一下。美美的饱餐一顿，是那时我们最大的享受。”
“我们这些青年都是从敌占区过来的，其中很多是从东北伪满洲国逃来的，我们从未接受过政治熏陶，只是有一腔爱国热情。”
9个月后，方政从战干团集训毕业。分配工作前，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决定在西安党务工作人员训练班招收少量的新鲜血液参加培训，询问毕业生里有谁愿意报名。
报名的时候就说明毕业后要到敌占区做地下工作，“我没有丝毫的害怕就报名了。不知道是初生牛犊不怕虎，还是个人英雄主义，反正感到去敌后工作很刺激，也非常光荣，而且我居然被录取了，一同录取的有六七个人。”
于是，1944年6月，方政再潜回侵华日军的占领区。那时，方政化名“王维华”，领到一张良民证。此后的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开始了两张面孔的生活。
“那时候地下工作，没有电影里那么神神秘秘，大家都很坦然地做事情。为什么呢？那个时候，都是不怕死的，国家都被人占了，还怕什么!”方政的工作基本上是白天收集情报、策反伪军，晚上收听日军电台翻译莫斯电码。
然而有一天，方政的地下工作受到奸人告密。“有一天，家里来了一帮全副武装的日本宪兵队，带着便衣警察来抓人。之后我就被抓了，在监狱中受尽酷刑。”
在狱中，方政在“老虎凳”上被灌凉水、灌辣椒面，都咬紧牙关挺过来了。拿脚踹、拿鞭子抽等非人的折磨之下，方政也没有承认自己的身份。
最后严刑拷打两个月，日军在外搜集不到证据，也从他口中什么也问不到，就把他放了。
出来后，方政说，“那还继续干呗，那时候，就是很单纯的想法，国家被别人占了，你就要抗争，用各种手段夺回来，直到抗日胜利。”
解放后专心培育外语人才
“我对得起国家，对得起后代。”
抗战胜利后，方政成为一名国民党政府的公务员，在教育部门担任热察绥区(编者注：中国旧省级行政区中热河、察哈尔、绥远三省的简称)青年辅导专员。从此与教育事业结缘。
1970年，方政回到了绍兴。“1981年，绍兴的一位朋友办了一所日语学校，他知道我日语好，就请我去做老师。”
尽管30多年没再开口说过日语，童年时12年学习打下的基础很牢固。“一下子就全部想起来了，”方老说。
这所学校就是绍兴越秀外国语学校的前身，方政在那里一直工作到2000年，从教师做到了副校长，给国家培养了几千个外语人才。
“2008年日本教育团来越秀考察，知道我的日文很好，他们还很惊讶。”老人低头，略显苦涩地说。
回望这一生，老人抑扬顿挫地总结：“我对得起国家，对得起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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