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06月26日讯 ( 通讯员 华敏 今日早报记者 朱寅 ) 今天是“6·26国际禁毒日”，让人们牢记防毒拒毒的日子。

　　去年此时，我们讲述了一线缉毒民警的尖峰时刻，也听过了误入歧途人员最深刻的忏悔。而在又一个国际禁毒日到来之际，本报请来的是三名杭州的首批禁毒社工。

　　2010年下半年，杭州市首次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了179名专职禁毒社工，今年刚好是他们工作的第五个年头。

　　禁毒社工们究竟在做哪些工作？这次，来听他们讲讲工作中的酸甜苦辣。

　　另外，今天下午，我省禁毒委还将评出“浙江首届最美禁毒人”，除了禁毒社工外，参评人员还包括了戒毒医生、缉毒民警、禁毒志愿者和改过自新后投入禁毒公益活动的热心人。

　　我们同样要为他们点赞。

　　杭州下城朝晖街道社工王瑾：

　　父子间的结，她帮忙解

　　“6·26”前夕，要想“逮”到禁毒社工好好聊一会儿，其实挺不容易的，只能见缝插针。

　　上午9点，朝晖街道禁毒社工王瑾一到办公室，还没坐稳就打开电脑，接收检查专用网内的新资料。

　　目前需要她管教帮扶的在册人员，已经突破100人，通过维护系统来查看他们是否有定期来接受检查，成了王瑾每天必查的功课。

　　最近，王瑾正在研究一些先进国家对于吸毒人员的帮扶办法，希望能多开发一些管理方式。所以，在完成每天必查的内容之外，她还要搜索对自己有用的这方面信息。

　　临近午休时间，有人敲响了办公室的门。推门进来的，是社区康复人员小李，但是今天并不是他的“报到日”。

　　“王姐，我手机坏了，这两天没法联系，过阵子想换一个，怕你找不到我，先来和你说一声。”

　　小李是朝晖街道的居民，30多岁，和父母住在一起。本来他前程不错，但今年春节后却因为沾染毒品被查获。

　　“刚开始他很颓废，规定的报到日，要么拖拖拉拉，要么联系不上。我找到他的家人，才知道他家里已经闹翻了，父子俩甚至连话都不说。”

　　王瑾出马做工作。“小李其实还是想改好的，但感觉家里人都不信任他。他每次出去办点事，他爸爸都要跟踪，盯得很紧，让他很抵触。”

　　李爸爸也大倒苦水，说儿子经常接到一个电话就出门，有时晚上也不回来，让他越来越怀疑。

　　“你逼得越紧，效果越不好，毕竟他30多岁了，还是要面子的。”王瑾劝导完李爸爸，转身又说小李：“你说你去滨江见朋友，怕打的贵才借住，那至少和父母讲一下去干什么，不回家为什么不发条短信呢？”

　　几次来回沟通处理，王瑾为这家人搭建了一座桥梁。

　　而小李也越来越配合，戒毒情况很不错，僵化很久的家庭气氛总算有了好转。

　　杭州西湖区三墩镇社工杨明超：

　　她们的婚姻，他会关心

　　杨明超(上图右一)从小的志愿是当警察，大学毕业后，他和这份工作失之交臂，却刚好看到招聘禁毒社工的招聘消息，兴奋地投去了简历。

　　明年，杨明超才满30周岁，而他手头管理帮助的社区戒毒康复人员，如果论起年纪，大多算得上是他的大哥大姐。而他很聪明，把自己定位成知心小弟，这份工作干得很是顺手。

　　最近这段时间，他最关注的，是管内一对新婚夫妻的生活情况。

　　“女的比我大几岁，是在社区康复的本地人，态度比较好，很愿意和我聊。”去年上半年，杨明超听对方说有了对象，但也是一名在社区康复的吸毒人员。

　　杨明超很真诚地提出了自己的担心，见对方比较坚定，也表示理解，“感情的事，外人不好多说”。

　　去年年底，两人结婚了。杨明超和男方谈过，他也承认两人是以前吸毒时认识的，但现在他们都想重新做人的。

　　在杨明超的关心帮助下，目前女方有了固定工作，男方也在辖区内做起了小生意。

　　这是他管内第三名结婚的女康复人员，前两名已经做了妈妈，杨明超还去喝过满月酒。

　　看着自己的管教人员能够重新开始生活，杨明超很欣慰。现在他最大的研究方向，就是如何给社区康复人员找到新的人生方向或者生活羁绊。

　　“我这里有个康复人员，以前生活条件很不错，强制戒毒后坚持了两年，情况都很好，但因生活圈子不大，最后又被以前的朋友带坏了，只好又去强戒。今年4月份，他才回到社区，还是在我这里。”

　　杨明超希望自己能给他更多的关注，帮助这一位彻底告别毒品。

　　杭州上城区清波街道社工丁一：

　　敲不开心门，她用真情唤开

　　丁一也是2010年加入禁毒社工队伍的。

　　这个当时才二十几岁的姑娘，以为这份工作就是进社区搞搞宣传活动，得知还要负责和社区里的戒毒康复人员联络后，其实是有一点怕的，但好强的她又不愿意拍拍屁股走人。

　　于是，她硬着头皮给每个社区康复人员打电话，一次次上门联络。

　　最初，这个新来的小姑娘收获的基本是白眼，常常电话打不通，上门又扑个空，差一丁点要放弃了。但是有一次，一名社区康复人员因为复吸而被送往强制戒毒所，整个家庭再次受创，目睹这一切的丁一触动很大，“我的工作如果真的能拉他们一把，为什么不干呢？”

　　于是，她坚持了下来。

　　在丁一的管理区里，有个姓马的男子，今年50多岁，之前吸过传统毒品，后来又因吸食合成毒品被送往强制戒毒所。2012年回到社区后，马某仍恶习不改，但一身病的他甚至无法接受强制措施。

　　“上门根本找不到人，打他电话从来不接。”丁一只好去找他的家属，但马某的老婆儿子早已不和他来往，同住的老父亲又常常给他们吃闭门羹。

　　“敲门门不开，里面一条狗一直冲着我们叫。”丁一约上社区民警，多次上门，他父亲才愿意说几句。

　　丁一告诉他，如果马某继续吸食毒品，健康上将有巨大风险，希望他父亲能帮忙规劝，同时丁一又积极为马某安排，帮找力所能及的工作。

　　从2012年到2014年间多次被查出复吸，到今年上半年每次都能按时接受检查并且一次都没查出过问题，马某的改变有目共睹，丁一的心血也总算没白废。(文中吸毒人员部分为化名)

　　-新闻延伸

　　平均每名禁毒社工要管39人

　　人员流失严重呼唤更多社会力量参与

　　记者从浙江省公安厅了解到，目前我省共有4342名禁毒社工，其中700余人为兼职，而他们承担着16.7万多名吸毒人员的社区戒毒康复工作。

　　平均每名社区禁毒社工担负39名吸毒人员的戒毒康复工作，严重超出浙江省社区戒毒人员配备禁毒社工的规定，而像王瑾这样需关注上百名吸毒人员生活情况的社工也大有人在。

　　除了忍受高强度的工作负荷外，遭遇人身安全威胁，不被戒毒人员家属理解、被他们破口大骂甚至驱赶都是家常便饭。

　　更大的威胁在于，由于吸毒人员往往是甲肝、乙肝、丙肝、艾滋病的感染者，禁毒社工如果处理不妥，很有可能会染上这些疾病。尤其是刚入职的社工，需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度过这段“恐惧期”。

　　但相较于高强度的工作负荷与心理压力，禁毒社工的工资待遇却显得捉襟见肘，有时候上门做工作时买个果篮也需要自掏腰包。

　　如此反差，也让不少禁毒社工选择退出，另觅他业。

　　究竟该怎样避免禁毒社工流失，让其拥有更好的职业归属感?从我省的省级禁毒部门到街道社区都在试点探索创新社区戒毒工作的方法。

　　近年来，我省多地试点为禁毒社工提供一个规范管理的统一工作平台，依托相关部门、司法力量、志愿者团队等力量，请一些具有法律、医疗、社会工作等方面特长的专业人士共同参与到社区戒毒(康复)工作中来，都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更多社会力量的投入，也让那些仍凭借韧劲和真诚坚守在社区禁毒岗位上的社工们，有了更好的施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