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教养院旧照。

　　 浙江在线07月02日讯 (钱江晚报通讯员 黄成峰 记者 邵巧宏) 1937年的上海，年仅13岁的焦润坤在战火中成了孤儿，恐惧、饥饿填满了他的脑海。

　　一年后，1938年的夏末秋初，焦润坤和500多个和他同命相连的孩子一道，踏上了去往宁波的“谋福轮”。在宁波奉化，他们被爱国人士送去了一个叫“国际灾童教养院”的地方。

　　正是这个地方，重新给了焦润坤家的感觉，重新让他感受到父母般的关爱，往后的人生轨迹也因此发生变化。

　　昨天，91岁高龄的焦润坤风尘仆仆地赶到奉化莼湖，追忆两位已逝的老先生——“国际灾童教养院”创办人竺梅先夫妇。

　　91岁的焦润坤依然思维敏捷，精神矍铄。他打开了一个时空隧道，把我们带回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背景

　　1937年的上海，日本人疯狂攻城，炮火连天，越来越多的家庭支离破碎，孤儿无家可归。

　　竺梅先是当时上海滩响当当的大人物，人称“竺大班”，是上海大来银行、宁绍轮船公司、嘉兴民丰造纸厂、杭州华丰造纸厂的总经理。身为奉化人的他，和妻子徐锦华一起，在宁波奉化办起了一个“国际灾童教养院”，先后帮助了600多个在战争中失去家庭的孤儿。

　　今天，为了纪念这对救国英雄竺梅先、徐锦华夫妇，奉化国际灾童教养院史料陈列馆将正式开馆。

　　竺梅先(1889—1942)，字佑庭，学名炽潮，奉化长寿乡(今属萧王庙街道)后竺村人。上世纪20年代中后期，竺梅先已是沪上著名的实业家，他矢志“生产救国”，在反帝爱国斗争中呼吁抗日、设立伤兵医院、接办宁绍轮船公司运送难民传输军资，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徐锦华(1893～1945)，江苏松江县人，出身望族，毕业于松江女子师范学堂，是竺梅先的夫人。她当过律师、战地护士，后又在竺梅先办的民丰、华丰两家造纸厂担任过福利处长。

　　住进国际灾童教养院

　　这里“比家还要好”

　　船上的500多个孩子，最小的4岁，最大的15岁。对于即将去往的那个教养院，那里会是个什么样的地方，那里会有什么人，他们一无所知。

　　直到站在“国际灾童教养院”的大门口，孩子们还不敢相信，还能有如此温暖的地方收留他们。

　　据介绍，当时的教养院里，有四排教室、七座大寝室、一个大礼堂，还有图书室、厨房、食堂、医疗室、理发室、操场等教学、生活设施。

　　“初到教养院，我感觉比家还要好！”说起待了4年的教养院，焦润坤还很激动。

　　一个月后，教养院又接收了从上海过来的100多名儿童。算起来，当时院里一共有600多个孩子，光吃饭的场面就壮观得很——一吹哨子，600多双筷子一起举起，“哗”一声，像落雷阵雨。

　　教养院提供一日三餐，四菜一汤，每月吃两次肉。夏天，孩子们统一穿白衬衫、蓝工装裤，春秋季换发夹袄，冬季换发棉袄棉裤，全年穿布筋草鞋或蒲鞋，冬季加发一双布袜。

　　教养院不但包了吃住，还请来了70多位教师。根据年龄与识字程度，孩子们被分为幼稚班、小学和初中部，四个月一学期，一年三学期，每周休息一天，为的是多学知识，快些成材。

　　由于没有正规的课本，教养院的课都是教师自编的，语文课全是古文，数学三角、几何都是英文原版。

　　有饭吃、有衣穿、有书读，在那个特殊年代，这些简单的需求根本是种奢望，可创办国际灾童教养院的竺梅先夫妇，想尽办法为这些孩子们创造了条件，要说呕心沥血也不为过。

　　600多个孩子有了共同的父母

　　他们“比亲爹娘还要亲”

　　如果说吃穿用，给了这些孩子生活的基本保障，那么竺梅先夫妇的全身心付出，还给了他们父母般的爱。父亲竺梅先主外赚钱，为600多名孩子的粮食而奔波，而母亲徐锦华主内，关心孩子的吃穿和教育。

　　徐锦华把这些孩子个个当作自己的亲生子女，亲切地叫他们“小囡”。

　　焦润坤回忆，一到晚上，皓月当空，山野寂静，教养院的通铺通常热闹地像在看大戏，孩子们打打闹闹，不肯睡觉。

　　每到这时候，穿着旗袍的徐锦华都会拎着马灯过来巡查，“哪个小囡还没睡啊？”

　　远远地听到徐锦华的声音，孩子们就会闻声钻进被窝，装出已经熟睡的样子。

　　再晚一些，徐锦华还会再巡查一次。这时候孩子们大多闹够了也累了，都在酣睡了。有些孩子睡相差，脚和胳膊露在外面，她就轻轻地把被子掖好；容易尿床的，她也会扶起来把尿。

　　1940年秋天，教养院里有100多个孩子突然都生了疥疮，焦润坤也是其中一个。

　　“全身都长满了脓疮，大的跟蚕豆那么大，小的像黄豆那么大。我拿剪刀一个个剪破，用盐水一擦，疼得眼泪水都要出来了。”那时已经16岁的焦润坤说，那是为了消毒，再痛也要忍着。

　　最心焦的自然还是徐锦华。那个年代，还没有胶囊，只有苦得要命的药粉，她和医生用嫩菜叶包住药粉，连哄带骗地让孩子们吃下去。

　　1940年之后的

　　国际灾童教养院

　　战乱导致灾荒，粮食极为短缺，为了不让孩子断粮，竺梅先冒着生命危险到处采购粮食，曾一度咯血。然而，他顾不上自己的身体，依旧奔波。

　　一次，去永康采购粮食后，他再也没有回来。那年，他才54岁。

　　焦润坤记得，送葬的山路上，满是学生，风吹过树林，呜呜作响。

　　竺先生去世后，所有的担子落到了徐锦华身上。形势越来越困难，到了后来，教职工的工资也发不出了，但没有人离开。

　　渐渐地，一日三顿减为两顿，以前每天供应的米饭也改成了玉米马铃薯沾着盐巴吃。

　　教养院艰难维持着，后来汪精卫夫人陈璧君派人威胁利诱，企图接管教养院，但徐锦华大义凛然，严词拒绝：“宁可忍育解散，也决不让‘小囡’去当汉奸的工具”。

　　1943年，因为生计实难维持等原因，“国际灾童教养院”被迫关闭，那里渐渐成了一片空地，无人问津。上世纪五十年代大跃进时期提倡大造水库，那里修筑了一条大坝，形成了岙口水库，“国际灾童教养院”从此被淹在了绿水之下。

　　“近几年，水库水少的时候，还有一些碗露出水面。”奉化新四军研究所的竺松民说。

　　1943年之后的

　　焦润坤

　　国际灾童教养院解散后，当时，有的孩子出嫁了，有的去做工了，也有人被寄养了，焦润坤和其他一大批孩子选择了参军，开始了他戎马征战的一生。

　　谈到去前线冲锋陷阵的原因，焦润坤提高了音量，义愤填膺地一字一顿地说：“国！仇！家！恨！呐！”

　　他参加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淞沪四支队，同年12月编为新四军浙东纵队五支队。他从文化教员、排长、政治指导员，再到营教导员；扛过步枪，开过战斗机，身上负过大大小小的伤；参加过浙东北撤时澉浦突围战，解放战争中宿北、鲁南、莱芜、孟良崮、豫东、淮海、渡江、抗美援朝等大小60次战役……

　　这次来到奉化，焦润坤除追忆竺梅先夫妇外，还将作为灾童代表参加“国际灾童教养院史料陈列馆”开馆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