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70年前，烽火连天神州碎，一场“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的全民抗战，使这个近代饱受外侮的古老民族跻身世界四强之列。

　　胜利丰碑之下，有领袖的智慧和爱国将军们的运筹，但更多的是千千万万默默无名士兵们的血肉、志力和精魂。

　　“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宁愿死不退让，宁愿死不投降。我们的国旗在重围中飘荡、飘荡、飘荡”，正是有了他们，我们今天才能成为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70年后，浴血烽火的青年已是耄耋老者。然而他们的经历，却是抗战史册中最鲜明的画卷；他们的追忆，是最贴近真实和最个人化的历史还原。

　　值此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浙江在线寻找和访问了多名亲历浙江正面和敌后抗日战场的勇士，用他们的亲身经历，再现那场决定民族命运转折的伟大抗争。英雄者，国之干，勇士不死，其魂长存。

位于诸暨街亭镇新华村杨梅岭下的傅家祠堂

　　浙江在线诸暨8月22日讯(浙江在线记者/胡昊 首席编辑/赵洁)用“一门忠烈”来形容诸暨街亭镇新华村杨梅岭下的傅家，一点都不为过。抗日战争开始以后，傅家一门四代共有104人投军抗日，最后被授予尉官以上军衔的就有74个，8人战死沙场。

　　一个家族这么多人参军抗日，在全国范围内，少之又少。梅岭(当地把杨梅岭下称为“梅岭”)傅家，据现在族里的老人说，远远近近算下来，傅家后代已经有上千户。

　　“漫天星斗微笑着，仿佛在欢送我的旅程”

　　诸暨的关爱老兵志愿者傅海就是傅家的后代，正是因为家族中有那么多曾经抗日的长辈，傅海义无反顾承担起关爱老兵的志愿工作，在他的心里，这些参加国抗日战争的老兵，和自己的爷爷大伯们，一样的亲切。

　　“我的父亲傅祖明，他考上县立中学时恰逢‘七七事变’，我在他留下的日记里看到这样的一段话，‘自1937年11月1日早晨，东方未亮，漫天星斗微笑着，仿佛在欢送我的旅程，我离开亲人，投入陆军通信兵第二团……’，这让我一下子对抗战老兵们有了类似的亲情，他们一定也是在这样一个日子参军报国的。”

　　傅祖明跟儿子说的战事不多，傅海印象最深的，是父亲讲过的河南信阳的一场战斗，“当时军部指挥所已撤退，我父亲是通信排长，他正在收拾通信器材的时候，一抬头突然发现日军离他只有几百米，正朝他冲过来”，战时对于情报战都是很重视的，如果能活捉一个通信干部，那就一定要从他嘴巴里得到点信息。

　　傅祖明一边靠地形掩护撤退，一边销毁重要的通信密码，最后很幸运地得到了当地百姓的帮助，藏在地窖中才幸免于难。

　　傅海记得父亲在世最常说的话就是：“我很好，那些死去的战友才可惜，人要知足。”

　　抗战时期，诸暨是浙江全省参军抗日人数最多的地方之一。当年国民革命军战斗力最强部队之一的74军中，诸暨人冯圣法一直做到了副军长兼58师师长，他在担任58师师长时，就带着一干诸暨老乡南征北战了。另一名诸暨籍名将陈德法在任194师师长时，率部在镇海连续抗击日军登陆，在著名的镇海保卫战中击毙击伤日军千余人。

傅海的父亲傅祖明（中）、傅凤祥（右），同学王汉光（左），1937年11月一起报考通信二团

　　帮助地下党，赠路费护送回延安

　　傅德让是圻字辈的，现在和他有直系亲属关系的，只有84岁的女婿黄仲堃老人了。

　　“我岳父当年不同意女儿和我结婚，因为我是个农民。”黄仲堃老人回忆起见岳父的情形，第一句话就是一个“反对”：“倒不是岳父看不起农民。他说，我女儿平日里什么活的不干，你要是娶了她，一千斤的担子，你要再多挑五百斤，要是你找一个可以一起干活做事的女人，你一千斤的担子，她给你分担五百斤，这样不是更好？”

　　黄仲堃当然知道岳父说的是什么意思，在小两口的坚持下，傅德让再没有阻挠女儿的这桩亲事。

　　傅德让毕业于绍兴名校春晖中学，后来一直做到了国民政府驻闽绥靖公署上尉电务员。1936年，他跟着陆军上将、诸暨人蒋鼎文到西安，正好遇到了震惊天下的“西安事变”。

　　“那天一大清早，就有七八个张学良的卫兵过来，叫醒了我的岳父。”黄仲堃回忆着岳父对他讲过的事，“他们对岳父说：‘要难为你一下，你可以起床了。’这样，我岳父就被扣住了。”

　　“岳父一直被扣到了12月26日才放出来。他和一些内勤卫兵关在一起。”恢复自由后的傅德让调升少校电务员，并一路做到了后动总司令部第一兵站总监部上校秘书主任。

　　“一直到一九五几年，有个公安局的特派员来这里了解情况，我才知道岳父的一些事。”黄仲堃说，原来岳父是帮过地下党的，“当年有2个中共地下党来找到他，说要回延安根据地去，但一路上各个关卡非常不方便，希望岳父能帮助他们。岳父一听，就叫了自己的警卫员，一路护送2人去延安，还每人给了2000白洋作为路费。我岳父那时要求警卫员，一定要送到，而且要有对方的回条，说‘人已送到’了，你才能回来。”

　　7天后，警卫员带着回条回来，傅德让这才放心下来。

族谱中关于傅鸣盛的记载

　　同是抗日，送游击队的枪支报了战损

　　傅鸣盛是傅海的族辈太公，他参军的时候，小儿子傅裕光才3岁。现在的傅裕光，已经满头白发，“我爸爸原来是个老师，‘九一八事变’后，他就不教书了，在冯圣法的部队里当了营长。”

　　傅鸣盛当过老师，在部队里提升很快，1936年，他转到国民党80师437旅旅长陈德法旗下的1127团任军区主任，“说起来，陈德法还是我爸爸的学生，后来陈德法走到哪里，一定带着我爸爸”。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不久，日本军队跨过杭州湾登陆金山，企图攻占上海。在历时3个月的淞沪会战中，傅鸣盛跟着陈德法一道杀敌。淞沪会战失败后，傅鸣盛退守到浙东宁波镇海一带。

　　“那时在浙东还都是游击队，武装不行，他们就来找我爸爸要。”傅裕光说，父亲当时给了游击队一批枪支弹药，“结果有人就向陈德法去告状了，陈德法却应付了几句，把送出去的枪支弹药报了战损”。

　　1941年5月第二次镇海保卫战，日军从宁波附近的海域发动进攻。已经升任中校的傅鸣盛率部在四明山一带进行反击，第一波日军进攻受挫后，很快组织进行第二波攻击，并把傅鸣盛的部队包围在四明山麓的一个小山村里。傅鸣盛率领部队冲锋突围，不幸的是，突围中他头部中弹，英勇牺牲，时年51岁。

　　傅裕光说当时自己年纪小，父亲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我的2个哥哥和3个堂兄也参加了抗战，他们都幸运地回来了，只是父亲却再也见不到了”。

　　傅鸣盛成了傅家出征阵亡将士中军阶最高的一人，而且因为在部队和地方中的良好声誉，当地士绅和浙东游击队专门为其制作了上好的棺木，把遗体送回了原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