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08月24日讯  “就这么死了，不如杀几个日本鬼子再死。”当受尽人间苦楚，万念俱灰，正欲跳黄浦江自杀时，他的内心萌发这个想法，就抱着必死信念参军。

他曾参战台儿庄大捷，冒死连放20余发炮弹，使战役转败为胜。他在武汉会战中，被机关枪打中后坠落悬崖，大难不死幸运获救。

他叫韦炳福，今年97岁，是一名迫击炮炮兵。如今，韦炳福老人在市区垟儿路安享晚年，他的房间里，挂着各种各样的荣誉证书、奖状及勋章，都在无言诉说着他光辉而又传奇的一生。

投军

跳黄浦江，还不如杀几个鬼子再死

我老家在江苏省江阴市，家里有五个兄弟姐妹，我排行老小。5岁时，家里穷得揭不开锅，父母把我送给地主做养子。我刚到地主家时，一些人拿着扫帚和扁担不让我进门，又让我睡牛棚，吃剩饭剩菜。一个月后，我突发高烧不退，家人把我接回去。

小学毕业后，亲戚把我介绍到一家酿酒厂做童工，起早贪黑，还吃不饱。有一次我被人冤枉偷东西，遭到痛打，就跑到大运河边跳河自杀，幸好被来往船只救起。14岁，我就独自到江苏无锡打工，在一家杂货铺干苦工。一年后，我又到了上海，在一个手电筒加工厂做童工。

1936年冬天，日本人的飞机在上海投掷多枚炸弹，我所在的工厂被炸掉了大半，员工们都各自回家去了，剩下我无依无靠留在上海。

有一天，天空飘着鹅毛大雪，我独自走在外滩，想想活在世上真没意思，不如死掉算了。我就走到黄浦江边，正当我跨出一只脚想要跳江时，脑子里突然出现一个想法：反正横竖都是死，就这么跳黄浦江，不如上战场杀几个日本鬼子再死。当时，东三省已落在日本人手里，我们都很痛恨日本人。那时，上海的大街上有许多挂着横幅的招兵点，我就去报名了。

作为新兵，我被编入国民革命军80师238旅479团迫击炮连，被派到福建漳州进行为期半年的军事训练。

台儿庄大捷

不顾危险连放20多发炮，为打胜仗起重要作用

淞沪会战后，我军伤亡惨重。接到命令要上前线，我们先坐火车到了武汉，在汉口进行40多天战前训练，有外国教官教我们打迫击炮。训练结束后，我被编入国民革命军第9师，部队向前线进发。终于可以打日本鬼子了，我当时很兴奋。我们坐上了火车，一天后，火车在山东枣庄停下。我们扛着炮筒、炮架等连夜赶路。天快亮的时候，到达目的地。我看到有个“台儿庄站”的路牌，才知道到了台儿庄。

那时是1938年3月，台儿庄战役马上要打响。为构筑防御工事，我们奉命挖战壕，连饭都顾不上吃。很快，日军就到了，把我们团团包围。随后，日军又被我军另一支部队包围，我们则处在包围圈的最里面。

当天，双方短兵相接，前面步兵已交火，我们迫击炮连在后方约100米处放炮。才刚打了两炮，日本人的迫击炮也朝我们阵地打来，而且他们打得比我们准。见炸弹不断轰击我方阵地，连长赶紧下令，全体趴下。当时，我一心打鬼子，看到有个机会很好，就不顾连长的命令，站起来继续打。我一连打了二十几发炮弹，几乎发发命中。后来有战友告诉我，我当时打死了80多个日本人。

打完仗回来，我担心因为不服从命令而受到军法处置。幸好，前方的步兵说我这20发炮弹起了重要作用，才能转败为胜，因此没有受到处分。

台儿庄战役最终以我军胜利告终，我所在的迫击炮连原本有130多人，有80多人在战场牺牲，只剩下40多人。

武汉会战

枪林弹雨中左小腿受伤，从悬崖坠落大难不死

台儿庄战役结束后，我们回到武汉，在汉口休整了一个多月，随即又爆发了武汉会战。

在武汉会战中，我所在的国民革命军第9师开到田家镇与敌军展开对峙三个多月。田家镇是一个军事要塞，想要过长江必须经过这里。我正是在田家镇的战役中受伤。

当时，双方阵地相距很近，我们在一座小山坡上摆阵，向敌军放炮。日军攻势很猛，有一群人持机关枪冲了上来。枪林弹雨中，我的左侧小腿被子弹击中。我正转身时，不慎失脚，从十几米高的悬崖上坠落。还好我大难不死，只是膝盖脱臼了，无法行走。为脱离险境，我就咬牙往山底下的公路爬去，爬了一公里多，遇到我军宪兵，他们给我开了一张“伤票”，把我抬走了。

我被转移到湖南长沙的一家医院接受治疗。武汉失守后，日军又进攻长沙，于是我又被转移到湖南晃县，在“九三后方医院”接受治疗。由于子弹打到骨头里，我在晃县治疗了七八个月，伤势才逐渐好转，之后又继续休养了三四个月，但我已经无法再上战场打仗了。为此，部队给了我一个“二级残废”的证，还给我发了12个月的军响。

退伍

评为抗日勇士，工作荣誉无数

从部队出来后，我就靠在澡堂给人搓背谋生。一年后，部队又把我找过去，到湖南凤凰城参加“荣誉独立一团”。这个团是由伤兵组成的，不上前线打仗，主要负责培训新兵，处决逃兵，以及打土匪。有一天晚上，由于听说土匪要来，我们全都穿着衣服睡觉，子弹也上了膛，我不小心扣动扳机，把隔壁房间战友的耳朵打掉了，为此我被“关禁闭”三个月。之后，我就从部队里逃了出来。

我碰到一个江苏老乡，他介绍我到第六军区后勤部的军需运输管理局当船员，运输军需品。我在那里大概干了六年左右。

我后来得知，由于在台儿庄大捷和武汉会战中的出色表现，我被评上了“抗日勇士”的称号。

抗战结束后，我所在的军需运输管理局撤销了，我就跟随当时的局长到了南京，被分配到江苏宜兴任车辆管理站站长，后又调到了浙江杭州。解放后，我先后在台州、丽水任交通运输管理局的干部。1956年，我调到了温州，之后便留在了温州。1983年，我从温州文成车辆管理站退休。

我常年在交通运输系统工作，曾先后四次获得浙江省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先后三次获得温州市劳动模范称号，先后十几次获得市县两级先进工作者称号。

来源：温州网–温州晚报 记者：金智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