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郁达夫，殉难于1945年。70年后的今天，我们在他的家乡富阳，以“抗日英烈”的名义，缅怀他。

　　他的死因成谜，至今未见骸骨，留下的却是一颗赤子之心。

　　前天和昨天，知名作家、郁氏家属、东南亚文艺界代表、南行文化人后裔代表等，一起来到郁达夫的故乡富阳，以座谈、参观等形式，纪念郁达夫烈士殉难70周年，追忆这位惟一以作家身份入选且牺牲于海外的爱国烈士。

　　他们看的、听的、说的，把我们重新带回到那个战火纷飞的岁月，拼凑出一个铁骨铮铮的郁达夫。我们的记录也将从1937年开始。

　　风骨“我们这一代，应该为抗战而牺牲”

　　“我们这一代，应该为抗战而牺牲。”1937年12月18日，郁达夫写下这句话赠给程力夫先生。

　　1942年6月初，郁达夫流亡至苏门答腊西部市镇巴爷公务，化名赵廉。因其早年留学日本，附近的日本宪兵队得悉他精通日语，要求他充当通译。

　　一时间，关于“郁达夫自愿充当日军通译”的谣言四起，很多人避而远之。

　　郁达夫没有申辩，在任职期间利用职务之便上演“无间道”，暗中救助、保护了大量文化界流亡难友、爱国侨领、当地居民。胡愈之、王任叔等流亡抗战文化人，都曾受过帮助。

　　“天意似将颁大任，微躯何厌忍饥寒。长歌正气重来读，我比前贤路已宽”，1942年，他在《离乱杂诗》中写下了自己时刻为抗战而牺牲的决心。

　　直到无线广播里传来了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郁达夫非常兴奋，抗战胜利，回国的日子也不远了。

　　8月29日晚，郁达夫小女儿郁美兰回忆：“听长辈说，当时父亲正在家里和几个人聊天，进来一个印尼宪兵，说有人找他，请他出去。父亲让他等一下，换身衣服就出来。那个宪兵说，不用，很快的，就几句话。父亲便穿着拖鞋随他走出家门。这一走，再也没有回来。过了几个小时，他的女儿出生了，这个女孩永远都没有见过自己的父亲，她就是我。”

　　郁达夫的死因，至今成谜。

　　上个世纪，研究郁达夫的日本学者铃木先生，着手考证郁达夫的死因，他沿着当年郁达夫避难的线路寻找当事人与知情人，做了大量的调查，写下《苏门答腊的郁达夫》一书，将郁达夫遇害真相公之与众。郁达夫是被日本宪兵队一个分队长下令杀害的。

　　1952年，郁达夫被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2014年9月，郁达夫入选中国首批“三百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夏衍说：“达夫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爱国是他毕生的精神支柱。”

　　作家、出版家胡愈之说：“在中国文学史上，将永远铭刻着郁达夫的名字，在中国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纪念碑上，也将永远铭刻着郁达夫烈士的名字。”

　　富阳市心路改名达夫路

　　郁达夫故居“风雨茅庐”周二开放

　　8月29日，郁达夫的故乡富阳举行纪念座谈会。

　　富阳区委书记姜军说，最近在富阳撤市设区调整地名时，民意投票将原市心路和市心北路改名为达夫路，道路南接郁达夫公园，路北有郁达夫中学。

　　富阳还在30年前就设立了郁达夫文学奖；2010年，富阳又和省作协江南杂志社还合作推出郁达夫小说奖，成为国内颇具影响的文学奖项。

　　在富阳之外，有关郁达夫的各种纪念，也在同时展开。

　　9月1日，位于上城区大学路场官弄63号的郁达夫故居“风雨茅庐”，修葺一新后将对外开放。

　　1935年建的这座小楼，七十余年来曾作为不同单位的办公用地。今后，它将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陈列郁达夫的生平事迹、文学著作、书信来往、各界人士的追忆和评述。

　　风格“余有一大爱焉，曰爱国”

　　大学路东面的场官弄，一座白墙黛瓦的宅院刚建不久，因从事进步文化活动，郁达夫离开上海在此落户。

　　1937年的元旦，寒风萧瑟。敏锐的政治触角让郁达夫对国内的形势作出了准确预测:“1937年，或者是中国的一个转机；1937年，也许是中国的一个濒于绝境的年头。”

　　百无一用是书生？郁达夫可不是这样想的。1913年在日本留学的时候，他就在日记中写道：“……余有一大爱焉，曰爱国。……国即余命也，国亡则余命亦绝矣！”

　　文如其人，他的爱国情操如他的文章一样，辨识度极高。1937年的郁达夫，并没有躲进“风雨茅庐”，他以笔代戈，全身心投入到抗战宣传之中。

　　1937年10月，郁达夫来到福建，成立了福州文化界救亡会，随后编辑出版了《文救周刊》《小民报·救亡文艺》等。

　　这年冬天，正是郁达夫废寝忘食执笔抗战最紧张的时候，老家富阳沦陷。消息传来：70多岁的母亲，因不愿伺候日军吃喝，躲进了后山。风雨交加中，饿死在山洞。

　　听闻噩耗，郁达夫几近昏厥。

　　来不及脱下丧服，他接到了郭沫若的来电。当时，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成立第三厅，郭沫若任厅长。他电邀郁达夫出任设计委员，进行“笔尖上的抗战”。

　　1938年，郁达夫辗转浙东、皖南等抗日前线，以一名爱国志士与战地记者的视角，记录下了战争的残酷、中国军民的不屈。

　　1938年底，他又自福州抵达新加坡，担任新加坡文艺界抗日联合会主席，接手《星洲日报》副刊《晨星》。

　　“他当年就是新加坡华侨抗日第一人，没有之一，就是第一号人物。”新加坡文艺协会原会长骆明说。

　　郁达夫还在新加坡成立了文化界战时工作团，亲自授课宣讲。

　　“有人说他是‘颓废文人’，他在战时青年干部训练班上课时问大家‘我颓废吗？’大家都说不是，他便高兴起来。”训练班学员方修回忆说。

　　从新加坡撤至印尼后，郁达夫还多次帮助当地的爱国抗日志士。“父亲被日本宪兵队抓去做通译，帮忙偷偷销毁信件、传递消息……”郁达夫的儿子郁大亚说。

　　为帮助流亡文化人解决生活问题，郁达夫在当地华侨的帮助下，开办了“赵豫记酒厂”，自己任老板，招了20来名职工。

　　他常常暗地吩咐酒厂工人，卖给日本兵的酒里酒精浓度越高越好，“我十分憎恨这帮杀人不眨眼的大魔鬼。我是一介书生，没有勇气和力量去杀死敌人，但我可以用酒精作为武器，使他们慢性麻醉而死。”

　　风度“民众与民众间的同情，也仍是一样的存在着……”

　　除了鼓舞抗战士气，值得敬佩的还有郁达夫的“世界眼光”和“民族胸怀”。

　　“精诚团结，持久抗战，区区倭寇，何难一鼓荡平？唯战线后之生产问题，战胜后之建设问题，却为我民族目前之最大课题。”——1937年《“九一八”六周年的现在》

　　“立国在这物质文明进步极速的时代，自然须注重科学……但是人格的修养，精神的健全，是创造物质运用物质的根底……”——1939年《语言与文字》

　　1939年至1942年间，郁达夫共发表了400多篇支持抗日和分析国内外政治、军事形势的文章，针砭时弊、富有远见。

　　哪怕对待中日关系，郁达夫依然能用辩证的眼光看待：“国家与国家之间，虽有干戈杀伐的不幸，但民众与民众间的同情，也仍是一样的存在着……”

　　郁达夫的孙子郁伟说，“祖父带给我的最大精神财富，除了爱国，就是要有宽阔的胸襟和广袤的视野。”

　　新加坡文艺协会创始人骆明说：“郁达夫所做的都是为人民，对我们今天都能够产生影响。这样的一个人，我们应该把他列为一个好人，列为一个勇士，列为一个战士。”(都市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