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杭州9月1日讯(浙江在线记者/刘永拓实习生/梁婧娴通讯员/邓维兵编辑/汪江军)参加过抗日战争，经历过淮海、渡江等历史重大战役，曾经在战场上浴血奋战的杭州萧山老兵柏学泉已步入耄耋之年。他有个心愿：找到二哥柏学泰的后人，在有生之年与他们见上一面。

　　　18岁参军第一次参战就随军歼灭日军一小队

　　柏学泉1924年出生于山东泗水县的一户农民家庭。小时候，他帮地主放过牛、喂过猪、种过地、当过长工，还讨过饭、流过浪，日子过得十分凄苦。

　　1943年，柏学泉前往部队看望负伤的大哥。“大哥说，与其在外面流浪讨饭，还不如留在部队里。”为了抗日，也为了有口饭吃，柏学泉听了大哥的话，并在大哥的介绍下加入了山东省泗水县的邹东独立营四连。

　　“我入伍的那一天正好是农历的2月初2，龙抬头！那年我18岁。”柏老笑了笑，他对自己的入伍日期记忆犹新。

　　柏学泉与日军的第一次战斗发生在1943年7月，被称为“故安桥战斗”。老人回忆，当时，他们在鲁南泗水县参加战斗，打光了子弹，把日军逼退到一座桥下，最后，他和战友只能用手搬起附近的石块，将桥下的日军砸死，取得了战斗的胜利。

　　老人说，这次战斗非常惨烈，包括连长、副连长、排长和副排长的30多名战士都牺牲了，日军一个小队被全歼。正是由于这场战斗，他成为了一名机枪射手，缴获来的“九六”式轻机枪成了他手中的武器，并与他结下了不解的渊缘。

　　与日军的第二次正面交锋是在1943年年底，当时，他所在的排俘虏了两个日本兵。“我这辈子跟日军战斗就这么两次”，柏学泉得意地说，“跟日本人打战打得少，不久后日军就投降回家了。”

　　九死一生弹片残留脑内68年

　　抗战胜利后，柏学泉随部队正式编入了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八师二十二团。

　　1947年5月，陈毅、粟裕指挥三野部队打响了孟良崮战役。此时的柏学泉已经由一名机枪手成长为突击班班长。

　　“当时我们班完成突击任务后就悄悄撤了出来，在撤出的路上，我看到在离我不远的地方，我们连队的机枪手牺牲了。”柏学泉说。那挺机枪是他第一次打日本鬼子时缴获来的，柏学泉对它有着特殊的感情。

　　看到自己亲手缴获的机枪就这样被扔在地上，柏学泉不顾个人生死，立马冲上去把机枪扛了回来，躲在一个坟堆后面又与敌人激战起来。

　　这时，敌人发现了他，一颗子弹向他头部飞来。这颗子弹先打中他肩上扛着的机枪，再从机枪上弹出，子弹穿破右耳垂，沿着右脸颊向上打断颧骨后飞出，当时，柏学泉就倒在地上不省人事。

　　“是那挺从日军手中缴获的机枪救了我一命。”柏学泉老人笑了笑说。

　　1953年，柏学泉从部队指导员职务上转业到浙江省委办公厅工作，又先后到原萧山县人民法院、原萧山县公安局工作，最后从原萧山县公安局看守所所长岗位上离休。

　　2011年5月，已经是85岁高龄的柏学泉到医院检查身体，在做有生以来第一次头部CT检查时，才发现当年被子弹擦过的地方留有许多大大小小的子弹碎片，至今这些弹片已经与他相伴了68年。

　　老兵心愿希望有生之年能找到二哥的后代

　　柏学泉在家中排行老三，上面还有两个哥哥，三兄弟都加入了革命队伍。柏学泉说，他和大哥参加的是三野部队，而二哥加入的则是一野部队。

　　解放战争时期，柏学泉和大哥跟随三野南征北战，一起从东北打到江南，而二哥则独自一个人随一野部队一路打到云南、贵州等地。

　　“解放战争后，我和大哥都在杭州安了家，而二哥则选择复员回到了山东老家。”柏学泉说。

　　有一年柏学泉和大哥一起回老家探亲，当时二哥还在老家，他们带母亲去拍了一张照片。后来母亲去世，二哥响应国家号召，去了西北支援国家建设。

　　“那时候他还寄了张全家福给我，有我的嫂子和他的四个子女。”柏学泉拿出了一张照片，“这是当时二哥寄给我的唯一的一张照片。”收到二哥寄来的全家福照片后，柏学泉也带着全家到照相馆里拍了一张全家福寄给了二哥。

　　“二哥的后人应该会有这三张照片。”柏学泉指着母亲的照片、二哥的全家福和自己的全家福说。

　　在“文革”中，柏学泉的书信几乎全部丢失，只有当时藏在皮箱里的几张照片得以侥幸地保存了下来。

　　“从那以后地址也弄丢了，二哥也没再给我们写信，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怎么样了，就再也没有他们的任何消息了。”柏学泉老人叹了口气。

　　柏学泉的女儿告诉记者，父亲始终对二伯一家念念不忘，有一年，他们回山东老家扫墓，向邻居打听了二伯的情况，得到了消息却是二伯早已故去。

　　“后来我们也瞒着父亲偷偷去找过二伯的家人，但始终也没有得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柏学泉的女儿说。

　　“我二哥当时在信中提起过他的孩子，其中有一个侄儿的名字叫‘柏建国(音)’，今年应该60岁了。”柏学泉说。“二哥去了西北后就再也没见过了。也不知道二哥的家人怎么样了，到现在我都没见到过我的侄儿侄女们，如果能见上他们一面那多好呀！”这位九死一生的抗战老兵说这话时夹杂着些许哽咽和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