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10月16日讯 (今日早报记者 钱祎) 人已经通过检票口，在站台等车时，一摸口袋，哎呀糟糕，火车票不见了！这时候，乘务员走过来了，要求你全价补票。

　　你怎么办？补，还是不补？

　　今年暑假，在浙江大学上学的四川姑娘陈绘衣就遇到了这么一桩挺郁闷的事：乘车前往云南贫困地区支教，而自己明明实名购票而且保留了证据，只因丢了实名车票，却被要求再买了一次火车票。

　　回来后，陈姑娘越想越觉得冤，于是她找到了浙大光华法学院的学长担任公民代理人，一纸诉状将昆明铁路局告到了杭州铁路运输法院。

　　昨天，本报记者向有关部门证实：杭州铁路运输法院已于日前向当事人下发了《受理案件通知书》，正式决定立案审理。这，在浙江省还是首例。

　　事件回顾

　　实名买的火车票遗失，被要求补票

　　陈绘衣是浙江大学教育学院的一名大二学生，小姑娘今年19岁，青春朝气。今年暑假，她和二三十位同学一起参加学校组织的支教活动，坐火车远赴云南景东彝族自治县。

　　小陈买了一张火车票：7月30日21点56分开的K739次列车，从杭州东站发往昆明站，硬卧下铺，票价487.5元。因为是第一次出远门参加支教活动，小陈很兴奋，出发前还特意拍了张车票照片分享到了微信朋友圈。

　　在杭州东站检票时，小陈的车票还在，并通过了安检和验票闸两道程序，顺利地进了站。可就在她站在月台上等着上车时，她一摸口袋——坏了，票不见了！

　　“站在列车车厢门口的乘务员让我先上车，票再找找。”小陈上了车，一路翻找着，“票还是找不到，这时候有个乘务员过来换车牌，让我去找列车长。”

　　小陈找到列车长后，出示了自己的身份证、手机里的车票照片和12306(中国铁路客户服务中心)发来的购票成功提示短信。

　　“列车长说不行，按照规定必须补票。我说我是学生，身上没带那么多钱，能不能通融一点，可列车长态度很坚决。”小陈说，无奈的她只能掏钱补买车票，补全票再加上5元手续费。共支付了492.5元。因为现金不够，同学还帮她垫付了一部分。

　　根据中国铁路总公司规定，旅客只有在列车停止检票前20分钟办理挂失补票手续，或者在火车上丢失车票、补票后又找到原票，才能凭客运记录在到达站退票窗口扣除手续费后退还补票的价款。也就是说，在火车上遗失车票的旅客，无论如何，只能先再次支付车费。

　　“心里有些懊恼，在火车上和同学讨论，大家都觉得挺没道理的。”经过了36个小时的长途跋涉，小陈还是想不通：“火车票是实名制的，进站时也核验了人、证、票一致，铁路部门完全可以在系统中核查我的购票信息，为什么还要全价补票？”

　　委托法学院学长作代理人，走法律途径维权

　　下了火车后，小陈碰到了同校光华法学院的大三学生秦晓砺。随后，大家找到昆明铁路局退票窗口协调退票事宜，可对方依然表示：这是规定，补票钱不予退回。

　　“坐这趟车，我花了1000块钱，有一半是冤枉钱。”小陈说，自己并不想和对方争论，在和同学们一番商量之后，她决定委托秦晓砺担任她的公民代理人，走法律途径维权。

　　“遗失火车票被要求全价补票，侵害了包括学生在内的广大消费者的利益，这个做法明显不符合诚实信用原则。”秦晓砺说，“其实，我们同学经常遇到这类让人无奈又愤怒的情况，我们希望以此为契机，主动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同时敦促铁路运输企业尽快停止侵害广大消费者权益的行为。”

　　秦晓砺说，诉讼请求很简单：第一，对方退还火车补票款487.5元；第二，被告承担诉讼费用。“我们没有要求被告返还补票手续费，因为原告丢失火车票存在过失，给被告增加了不必要的管理成本。”

　　因为该案受社会关注度高，开庭时间被推迟

　　从云南支教返校后，秦晓砺来到杭州铁路运输法院，递上了一纸诉状。

　　“原本，我们是愿意调解的。”秦晓砺说，“可过了3个星期左右，法官给我们打来电话，说对方(昆明铁路局)不接受调解。”

　　于是，根据今年5月4日开始实施的全国法院立案登记制，“法院接到当事人提交的民事、行政起诉状时，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起诉，应当登记立案”。杭州铁路运输法院向当事人下发了《受理案件通知书》，决定正式立案审理，案由为“铁路旅客运输合同纠纷”。

　　“在收到法院传票后，对方态度有所变化，表示愿意调解，可我们不接受了。”秦晓砺说，在征求当事人陈绘衣的意见后，拒绝了调解，“现在接受调解，我们的利益是挽回了，可其他被侵权的消费者的利益怎么办？我们希望通过这件个案，来引起社会对这个不合理规定的关注。”

　　在9月底杭州铁路运输法院出具的《出庭通知书》上可以看到，此案定于11月4日14时15分在该院第二法庭开庭审理。但昨天，本报记者致电相关人员，得知由于受到社会的关注度大，案件将由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原本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理，现为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开庭时间也将被推迟。

　　律师说法

　　徐霄燕律师：

　　实名制情况下

　　纸质车票不再是唯一凭证

　　对于浙大学生的此次维权，浙江星韵律师事务所律师徐霄燕认为，1997年《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出台时，旅客购票尚未实行实名制，车票是铁路运输部门与旅客之间客运合同关系的唯一凭证。旅客丢失车票无法证明自己购票，且不记名车票与旅客不是一一对应关系，遗失的车票可以被他人所用。因此，规定旅客丢失车票应另行购票有合理性和必要性。

　　但自从2012年元旦起，全国火车票购票实行实名制。在这种情况下，作为铁路旅客运输合同组成部分的纸质车票，不再是证明旅客购票事实的唯一凭证。旅客在进站时，铁路运输企业已经核实了人、证、票一致以及车票有效。那么，即使旅客在火车站遗失了火车票，铁路运输企业也可以根据旅客身份证件信息来验证旅客是否购票。

　　徐霄燕说，在有证据证明消费者已购车票的情况下，因为消费者遗失车票而要求二次购票，违反了民法通则和合同法的平等、自愿、公平、诚实信用原则，没有法律依据，侵犯了消费者利益，是一种“霸王行为”。

　　徐霄燕表示，这种“死规定”既不合法，也不合理。相对于之前，浙江省消保委状告上海铁路局停止侵权行为的公益诉讼来说，公民以个人身份提起的民事诉讼难度会低一些，“我认为，浙大学生作为消费者的诉讼请求应该得到支持。”

　　相关新闻

　　浙江省消保委

　　状告上海铁路局

　　挑战“铁老大”的补票规则，将铁路部门告上法庭的，浙大学生陈绘衣并不是第一个。

　　2014年12月30日，由于陆续接到诸多消费者的投诉，内容均涉及消费者实名购票乘车后不慎遗失车票，被强迫补票，浙江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向上海铁路运输法院提交诉状，请求判令上海铁路局(上海铁路局管辖范围包括沪、浙、苏、皖三省一市)立即停止该侵权行为。

　　该案是国内由消费者组织提起的第一例消费维权公益诉讼。但一审裁定为“不予受理”，浙江省消保委即于当天上诉至中级法院，可至今已时隔半年多，法院仍未明确是否立案。

　　湖南长沙旅客

　　诉广铁集团获判胜诉

　　2014年4月2日，湖南长沙旅客何奎在乘坐武广高铁时，火车票不慎在车上遗失，出站时，尽管他出示了12306购票确认短信，但仍被要求全额补票。在交涉无果的情况下，何奎只好在出站口又重新补了一张火车票。

　　为了自证清白，事后身为律师的何奎将广州铁路(集团)公司告上了法庭，要求广铁集团退还164.5元车票款、退补票手续费，并象征性地赔偿一元钱的损失。何奎认为，旅客乘车后只要丢失了车票，出站时就必须重新补票，这种规定明显属于经营者为了转嫁经营风险的不公平的格式条款。

　　2014年10月19日，长沙铁路运输法院一审判决何奎胜诉，要求被告向原告退还补票票款。

　　长沙铁路运输法院审理认为，在现行铁路实行实名制购票情况下，车票不是确认铁路旅客运输合同双方权利义务关系的唯一凭证。何奎向法庭提供的12306网站短信、银行对账单等一系列证据足以证明其购票、乘车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