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百姓会用“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来形容世事变换。

　　对人们的生育行为而言，这形容大抵为真：黄宏和宋丹丹演出的《超生游击队》小品，真实映现了当年人们为了多生个孩子而不惜东躲西藏。前两年，国家完善人口政策放开单独二孩后，全国目标人群中只有40%有再生育意愿，浙江省则为20%，但真生的仅占10%——政策效应远未达预期，现今又进一步全面放开二胎政策。

　　其实，人们想不想生育，归根结底是由经济动因或曰社会物质文明形态及其生产方式决定的。从宏观看，全人类都将走向少生育。

　　人类在400万年历史长河中，绝大部分时光都期盼人口增殖，尤其是在早期采集狩猎状态下，人口增加产生的合作剩余(集体围捕优于个人捕猎)不仅保证了人种的存续扩散，还推动了氏族社会的形成发展。当人类步入农耕文明后，由人口数量决定“劳动是财富之父”。故而古代东西方都倡导增殖人口：“地有余而民不足，君子耻之”(《礼记·亲记下》)；“只有人口增加了，才有条件使一个人专注于一份工作……生产力提高了”(柏拉图《理想国》)。

　　这种增殖人口思想跨越了整个农耕文明时期，甚至延续到当代：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在1963年曾高达7.5。后在多种因素(主要是政策)约束下迅速走低，进而出现政策生育率难以实现的状况。

　　从学理上讲，人口政策只是影响生育行为的外生因素，真正内生性抑制人口过快增长的力量则是工业文明形态及其生产方式：社会生产使用机器和工厂化进行，以创造和实现价值为目的；不再仅依赖土地和劳动，而是依靠资本、技术、劳动、管理等生产要素，且技术要素对产出效率和市场占有率的贡献十分显要，因而企业都最大限度增加资本积累用于技术创新。社会生产的资本密度和技术密度越来越高，劳动密度则越来越低，表现出劳动对产出和效益的贡献额度日益减小，进而对劳动需求不断递减，这必然抑制劳动供给，降低人们生育意愿；同时，避孕节育技术的进步为控制生育提供了可能。

　　事实上，西方早发资本主义国家的生育率在19世纪中后期就开始下降。我国人口再生产类型转变(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转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也正好发生在近30年来由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期。伴随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世界每个区域、每个种族，甚或每个人都将被卷入工业文明的洪流中，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生育行为都将走向趋同，全人类将共同走向低水平生育。全球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将在2030年左右降至更替水平。

　　但必须看到，一定规模的人口总量是社会繁荣、民族复兴的重要条件，也是社会生产的目的所在；同时，维持合理的生育率，更是有效解决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目前全国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已达15%，浙江省更高达20%)的紧迫要求。

　　那么，何以走出生育低迷、实现政策生育率呢？

　　我们知道，社会生产包括物质资料和人类自身两种生产。在工业文明条件下，前者可约略看作以社会为生产单元(社会范围配置资源组织生产)，后者仍以家庭为生产单元。从家庭理性看，随着社会生产力、教育科技、时间价值的提高，人口生产的货币和非货币(时间、情感、焦虑等)投入巨大，且非货币投入的价值持续走高，最好不要生育；从社会理性看，无论科技资本怎么密集的物质资料生产，总归离不开一定数量和质量的劳动供给，最好合理生育。

　　显然，应该利用经济杠杆来平衡两个生产单元的理性关系：从社会总产出中切出一块补贴人口生产的成本。“十三五”期间我国将实行12年义务教育，就是加大人口生产的公共投入。其实，随着经济发展，这种投入还可向两头(幼儿园和大学教育段)延展；同时，给政策生育行为者经济补贴，主要是弥补其非货币投入的成本(其效用类似于从前的超生罚款)。就是说，社会不仅要加大养老投入，而且要加大养小投入，以保证人口经济社会协调发展。